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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文学         解芳

如同绘画与音乐，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作为艺术，她必然通过不同于寻常的视角与方式来表达一种审美的升华。然而，审美源自经验，也就是作家对现实中细微之处的精辟洞察，是灵魂在现实中的挣扎。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剥去文学历史的外衣，让她孤独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把她束缚与包裹起来，让她客观真实中的灰暗或是光亮被掩盖。因此，无论多么强烈的主观意识也无法抹灭她时代与社会的印记。就像罗兰·巴特说：“……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

（一）

《圣经》中把人类的起源归功于上帝：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男人，又从男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做成了女人。当那个男人看到由自己肋骨变成的女人时，他说：“如今，终于有了这生灵，骨取自我骨，肉取自我肉，就称之为女人吧。”《圣经》是希伯来人创造的一种文化，通过简单的文学形式记录了一个民族精神认识的发展：女人的历史是被男人书写的。这种认识并不只为一个民族占有，而是在世界尚处在混沌隔绝的状态时就成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共识。

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的产生。例如：两性之间与生俱来的自然差异，注定了男性在促成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绝对作用。这种生产力的飞跃，让人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使得他们开始挖掘更深层次的欲望，也使得他们开始轻视女性生育的能力，将其视之为产生男性的工具，一种附属的物品。而在此之前的远古母系氏族社会里，生育意味着繁衍，具有神圣不可辩驳的力量，女性作为这种力量的承载自然处于崇高的地位。从生产力发生第一个飞跃开始，历史便按照男性的意识书写。就好像古代的希腊，男性具备的美德被原封不动地当作人的美德，而对于女人来说，只是要求她们保持贞节这样一种生理性道德而已。

《圣经》只是一种被借用的形式，来表达当时已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对于世界未知的猜测，这种猜测鲜明地表现出“男性先于女性存在”的意识趋势。她像是一面透镜，折射出男性本位意识的萌芽与滋长。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在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枕边禁书》中，用象征性的一幕隐喻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精髓：日本女孩诺子每年生日都有一种欢庆仪式，即她的父亲要在她的身上写下对她生日的祝福。这就是亚当用肋骨创造夏娃神话的当代体现，父亲代表了男权，而他的书写则表明男性对女性的命名与规定。格林纳威拍摄这一幕的意图在于，他企图颠覆代表男性世界模式的电影法则和陈规。他需要一种艺术的表达来促使女性对自己的生存现状、对所陷入的男性社会的了解。这就是当代女性意识兴起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圣经》作为一部古老的神性文学，在强烈的男性主观意识操纵下编撰，却也真实地反映出在某个转折点之后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状况，以及社会中男性对于女性，甚至女性本身对于自身的观念。而这种状况与观念有着漫长的沿袭性，直到今天也同样盛行，并像嵌入体内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征。这是物化世界带来的结果，把有能力获取更多财富的男性群体推到了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

（二）

在中国的《诗经》中有许多表现女性形象的作品。《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大约从周朝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歌谣与作品，涉及到当时从贵族乃至平民的各个阶层的生活与风俗。而《诗经》中有关女性的作品集多在国风这一类，即各地的乐调，而另两类雅和颂分别代表了朝廷正乐以及宗庙祭祀之乐，是男性支配的领域。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跨过一个转折点，开始步入男尊女卑的历史。但这一历史阶段的步入不代表男性专制从一开始就异常地强烈。这一点可以从《国风》中刻画了许多自信、主动、乐观的女子形象中可以得到证明。

《郑风·褰裳》里描绘了一个热恋中的女子对于情人的调侃：

“子惠思我，褰裳涉臻。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简单地说是一个女子希望她的情人赶快来，否则别人就会来追求她了。这虽是日常生活中的戏谑之语，但无不透露出女子的自主与自信。另外《召南·镖有梅》中写出了一个女子毫不掩饰自己急切的求偶要求。

“镖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镖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镖有梅，顷筐墼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以上两首选自《诗经·国风》的作品，均展现了没有被后世所谓的礼法约束的大胆女性的形象。她们很率性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丝毫没有瞻前顾后、苦闷忧郁的气质，而有一种淳朴、带有原始的自然美。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男性的社会支配欲也不断提升。他们习惯于从一种欣赏的角度审视女性，就好像工作的闲暇需要一种艺术的美感来调和沉重的压力与紧绷的神经。于是女性的美被束缚在男性的审美视角中，她们被迫做出各种姿态来适应男性审视下的模式体系。这种社会取向在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尤为明显。例如，罗敷之美在旁观男性的反应中映衬出来，而林黛玉、薛宝钗的美是通过贾宝玉的视角传达给读者的。并且对于女性美的刻画被囚囹于为数不多的描绘中，比如：弱不禁风、扶风摆柳的腰肢，纤纤作细步的方足，还有一点樱桃小口等等。这是肉体的一种弱化，而另一种则是精神的弱化。循规蹈矩、遵从父母媒妁之言成为大家闺秀的典范，寻求自主婚恋则被视作有伤风化的举动。于是早期《诗经》中那些大胆寻求配偶的女性在以后的历史中销声匿迹，躲到了幕布的背后。正是这种精神的弱化使得女性自身屈服于男性的统治，并承认了一种附属的地位，渐渐地也就磨灭了许多女性潜在的锐气与抗争精神。

另一方面，女性的这种弱性从属状态，使得她们需要通过服从与取悦男性来争取生存。男性视角下的美貌成了女性提高地位的手段与武器。这种被提升的地位是可悲的，然而在男权主义盛行的社会里，这种渴望改变的心态很无奈。许多貌美的女性也因此成了男人世界里的一种摆设，丧失了孕育着灵魂的血与肉。

但有一种转机出现在公元前50年代的埃及女王克利奥佩特拉身上。因为关系到古罗马引以为豪的恺撒大帝以及安东尼，西方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提到了这个女人，放荡轻浮而拥有邪恶难测之美的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究竟是否拥有美貌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她有一种理念，一种无论带有何种心态的刻画者都无法抹杀的思想，即全无头脑、举止轻浮的女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事业的。女人生来就是平等于男人的，并不因为男性而存在着，也并不因为男权社会里杜撰的神话，而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男性一样可以拥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可以在各个领域里有所成就。克利奥佩特拉之所以拥有辉煌的历史完全在于她的睿智以及她独特的人格魅力。美貌在个性的光环下黯然失色。

（三）

女性在发展的社会中的角色扮演很大程度上受到男性整体历史的影响，而当女性融入到文学中，则还要更多地受到作家个人审美标准的影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从整体看来，安娜·卡列妮娜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优美动人的妇女形象。她充满了热情与道德力量，真挚而又纯净，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毅力去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婚姻，但是她的一生却与悲剧联系到了一起。

“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即便是这样一种被压抑的神韵与气色，在托尔斯泰的笔下依旧显示出安娜无限的魅力。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妮娜》之前有两个现实的形象留存在脑中。一个是取自一条新闻，邻近庄园一个放荡女人安娜·斯捷潘诺娃因被情夫抛弃，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卧轨自杀。而另一个是他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一个有着惊人美貌、丰富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两种极端的形象在托尔斯泰的脑中交织，最后形成了作品中形象饱满的安娜·卡列妮娜。

安娜·卡列妮娜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拥有迷人的风韵，但她又在悲剧中死亡；她充满了热情与勇气去追求幸福，但最终得到的是永恒的道德的惩罚；她具备了美貌，也凝结了悲剧的因子，她是很多女性各个侧面杂糅在一起的产物。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女性的态度，也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矛盾态度的个体体现。

从托尔斯泰的个人经历来看，十四岁至三十四岁这二十年间，他和一般的贵族青年一样酗酒放纵，无所不为。当他认识到放荡行为的可耻，并希望走向道德完善之路时，他把对于情欲的憎恶和自己遭受的情欲折磨统统迁怒于女人，从而对女人产生一种偏见。这是托尔斯泰作为个人对女性的独特的观点。而作为一个普通的男性，对于女性他又充满了矛盾。

安娜说：“时候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是安娜不顾一切的抉择，尽管本身就包含了动摇与恐惧，但当她还在颤抖的时候，一种对于幸福自由的渴求让她尝试去冲破传统道德。这是安娜所代表的女性在男性的目光下作的反抗，无奈而又乏力。

托尔斯泰相当同情那些在上流社会控制下得不到幸福的女人，但一旦那些女人主动地去追求幸福，抵触了上流社会的规则，他又认为这是一种罪恶，违背了上帝崇高的道德准则。他的思想就是如此矛盾地在对于女性的赞美与贬斥中流转，通过他的笔深刻地反映出来。这就是男性对于女性文学中的支配，按照他们的欣赏角度来支撑起女性的世界。传统文学中习惯于把女性的幸福归结为婚姻的美满，而婚姻的美满又取决于丈夫是否有一定道德感的贵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这种状况提出了强烈质疑。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元春。元春贵为皇妃，从男人对于女人的判断角度来看，她应该是幸福的，因此她的孤寂只能湮没在为家族带来的无尚荣耀中，无法反抗。

尽管到了“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女性意识的萌芽，但整个社会还是基于父系文化观念的统治地位。因此，很多作品反映的都是悲剧的女性形象，这既真实地反映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又满足了男性不愿看到女性真正能够走向他们对立面的心态。男性的这种心态可能有一种原因，即男性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远比女性更自由的自我世界里，天生地对社会的适应性比女性差，更多地养成了盲目的服从，因而他们是脆弱的，本能地渴望用一种俯视的姿态去面对另一种性别，从而获取更多的安全感。

法国诗人蓝波：“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透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过去，女性只是生育的奴隶，而现在她们努力摆脱这种历史的束缚；过去理想的女性形象曾一度只是循规蹈矩的家庭主妇，而现在她们渴望拥有自己的事业；过去她们曾经屈服于严酷的伦理道德，而现在性解放已获得合法地位；过去她们只能就业于具有女性特色的部门，而现在她们闯入了男性工作领域，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学历，并且要求政治上的平等。

或许女性没有办法立即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女性的世界模式来与这个已有的男性世界相对抗，但她们可以通过对父系语言和秩序，以及它所制造的工具，例如政治、法律、艺术、伦理等等的了解来突破，进而建立另一种模式达到对于男性社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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