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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捕手的辩证法

                                        ———列夫·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解芳

    19世纪的俄国文坛，有许多描写心灵的艺术大师。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善于揭示人物心灵的痛苦。契诃夫，善于解剖自卑自贱、逢迎谄媚的病态心理。而列夫·托尔斯泰则运用另一种手法，在生活中刻画灵魂，让人物的心灵随着生活的变化而跌宕起伏。俄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托尔斯泰的这种独特的描写技巧称作“心灵辩证法”。

《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873-1877年，主要描绘了俄国历史大变动时期的社会状况、家庭生活，尤其是俄国妇女在这一时期的悲惨境遇。而这之前的五年里，托尔斯泰已熟谙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历史的全景，在情感宣泄中歌颂淳朴勇敢、鞭挞残忍伪善，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有两条主流。首先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的爱情悲剧盘桓于放浪声色的上流社会，支配了作品发展的方向，牵引出贵族们腐朽的灵魂和堕落的生活。然后是康士坦丁·列文，他的精神探索延伸在淳厚浑朴的俄国农村，曳动了作品的触角，再现俄国农村的动荡变化和古意盎然的道德风貌。

两个主题同时出现在俄国社会的历史长卷，这种背离欧洲形式的结构，从表面看来似乎一点儿也没有联系。但托尔斯泰本人解释了这一点，“……我以这部作品的结构技术而自豪——拱门上端联结得这样巧妙，简直看不出结合点在什么地方。对这一点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这建筑的连接不在人物上，不在人物的关系上（相互认识），而在内部的联系上。”

托尔斯泰在创作中有自己遵循的原则，即“表现自己的灵魂”，他习惯于在作品中通过自传性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精神探索和人生追求。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把自己分裂成两个局部的自我，把个体的多重意识分别投射到这一作品的不同形象上，即安娜和列文。这两个形象会聚到一点再投射到墙上的光影即是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他们两人拥有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生活态度，不同的人生抉择以及他们各自的心理起伏通过与污浊的上流社会格格不入这面透镜聚焦，折射到托尔斯泰本人对于人生价值的探讨，传达出托尔斯泰的人生理想，以及作为他精神源泉的俄国淳朴的道德风尚和宗教信仰。

由憧憬走向毁灭——托尔斯泰笔下安娜的独白

很多书中说，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已有两个现实的形象留存于脑中。一个取自一条新闻，即邻近庄园一个名叫安娜·斯捷潘诺娃的放荡女人因被情夫抛弃，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卧轨自杀。另一个则是他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一个有着惊人美貌、丰富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两个极端的形象在托尔斯泰脑中交织，最后形成了作品中饱满的安娜·卡列尼娜。这种说法尽管有据可依，但只是对具体的脸蛋的一种追溯，而从抽象的提炼的安娜的灵魂来说，安娜形象的产生是基于托尔斯泰对生活在社会剧烈动荡中、境遇悲惨的妇女们的深切同情，而安娜命运的悲剧终结则基于托尔斯泰本人对道德传统的崇尚与固守，以及对于女人和情欲的认识与标准。

托尔斯泰的青年时代过着放荡的生活，他纵情女色，有时也自省、自责。步入中年之后，他总结长期以来的自我拷问与思索，认为使人堕落的原因是根植于内心的情欲，而这种把“精神的人”变成“兽性的人”的邪恶力量则是由女人引发的。因此，托尔斯泰始终对女人怀着一种“冷酷的敌意”。托尔斯泰把青年时代的放荡归罪于情欲，所以他要对情欲挞伐与否定；而他又将情欲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女人，于是决定了安娜作为道德准则牺牲品的悲剧命运的产生，决定了安娜将要为她的行为而承受的灵魂的煎熬。

（1）心灵萌动的喜悦

安娜·阿尔卡季耶芙娜·奥勃隆斯卡娅，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在尚不懂得爱情的时候就嫁给了重要官员阿列克榭·阿列克塞德罗维奇·卡列宁。姑母安排的婚事让这个活泼热情的姑娘在冰冷的家庭生活中得不到她所渴求的爱情与寄托。但在结婚八年之后，她被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子伏伦斯基吸引了，在痛并快乐的抉择中，成了爱情的俘虏。她背叛了丈夫。

托尔斯泰同情无法得到爱情的安娜，但当她成了为了追求爱情而违背母亲与妻子天职的安娜时，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她的选择。在托尔斯泰的观念中，一个人犯了罪，就不得不死亡，很显然，这是可怕的陈旧的思想。但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安娜和伏伦斯基第一次相遇时，托尔斯泰就为安娜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一名管道工，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因为天太冷把头都裹起来，没有听见火车倒车，被压死了。

“这是不祥之兆呀，”安娜说。

即使是这样，托尔斯泰依旧要让安娜宣泄出内心对于爱欲的渴求。“……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闪现在她的脸上，荡漾在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弯了弯朱唇的微微一笑中。仿佛在她身上有太多的青春活力，以至于由不得她自己，忽而从明亮的目光中，忽而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她有意收敛起眼睛里的光彩，但那光彩却不听她的，又在微微一笑中迸射出来。”

这是伏伦斯基眼中初次看到的安娜。她的“被压抑着的生气”和“太多的青春活力”透露着一种生命本能的力量，拨动了伏伦斯基的心弦，引诱着他去唤醒安娜沉睡的爱情，激发她对道德的挑战。安娜与卡列宁的婚姻生活是一种扭曲的精神陷阱。没有爱的沉闷与枯燥就像把人丢进了密闭的房间，使人渐渐地窒息。但这种摧残生命的错误又必然在扭曲中爆发，即使是在平静中也孕育着破裂的危机。这些“生气”与“活力”暗示着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或者说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一场斗争开始升腾，人性本能与道德观感的平衡似乎岌岌可危。

首先是爱的喜悦开始让道德看起来微不足道。在相识不久后的一次盛大的舞会上，每当伏伦斯基和她说话，“安娜的眼睛里就迸射出喜悦的光芒，那朱唇上也泛起幸福的微笑。她好象是在竭力克制自己，尽量不露出喜悦的神气，可是喜悦的神气不知不觉地就出现在她的脸上。”

后来安娜回彼得堡，在路上想起舞会，“想起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温顺的脸，想起自己和他的全部关系，觉得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可是就在她回想的时候，心里好象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很温暖，太温暖了，很热火哩’。……一股没有来由的喜悦突然涌上心头，她高兴得差点儿笑出声来……”

这时的安娜是单纯的，她灵魂里压抑已久的情感开始萌芽，如火苗般开始从心底升起。她还来不及思考，便开始体味爱情，她兴奋的神经使得她有些举足无措了，不知道是追逐还是后退，但她沉浸在幸福中。从安娜心灵的自我叙述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她的喜悦，看到她那犹如初恋姑娘般的动荡不安。她似乎还没认识到爱的意识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干预她的生活了，而托尔斯泰更愿意把这种爱的意识当作是安娜的一种情欲，一个被寂寞扭曲了八年的女人开始抵挡不住情欲的诱惑，将要走向道德的深渊，只是现在，这一刻，她还被喜悦包围，看不到已经迷茫的前路。

（2）心灵悸动的开始

当安娜与伏伦斯基结合后，她开始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大逆不道，她开始痛苦，开始为自己感到羞愧。“……这种精神上被剥得一丝不挂的羞愧感使她受不了，也传染给了他。然而，不管凶手棉队死者的尸体有多么害怕，还是要把尸体切成碎快，掩藏起来，还要享用凶手谋杀的成果。……她觉得，此时此刻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进入新生活时的羞愧、喜悦和恐惧心情，她也不愿意说这种心情，不愿意用不确切的言语把这种心情亵渎了。……她…找不到语言来表达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而且头脑里乱糟糟的……”

托尔斯泰在作品中提到这之后的安娜，在精神上分裂成两个个体。因为她对丈夫隐瞒了自己和情人的关系，她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邪恶的意念与欺骗，产生了一种虚伪。这种意念与欺骗以及这种虚伪使她潜在的灵魂游离出来，与原先的自我对立起来，折磨不堪重负的神经。

季斯捷尔洛在《作为艺术家和道德家的列·尼·托尔斯泰伯爵》一文中写道：“……强迫人们接受禁止妻子抛弃自己丈夫这样的自然法则，这种做法是任性的，滑稽可笑的，但是当作者对我们说，一个人要是玷污了自己的灵魂，在个人的生活上只贪图自私的享受，就会丧失自己的幸福，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有深刻的真理。安娜的毁灭不是因为抛弃了丈夫，而是因为她自己选择了情欲的享受……”从这里面，我们似乎可以找到托尔斯泰为安娜设定悲剧命运的原因：托尔斯泰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因而在他塑造形象的时候，对他们的道德意义有无限的敏感。

另一个原因是他对妇女的看法。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些对话说出了托尔斯泰本人的观点。例如公爵安德烈对彼埃尔说：“……你把自己和妇女联系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戴镣铐的囚犯，就丧失了一切自由。……利己主义、虚荣、愚钝、浅薄等等，对所有妇女来说，当她们出生的时候好象就有了这种性格。”对于妇女，他完全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妇女的精神世界和男子的精神世界是有差别的，妇女的天职是结婚和家庭，妇女的理想是做妻子和母亲，妇女可以有所追求但超越了道德界限的事业是无意义的。

因而理解安娜在爱情与道德之间的彷徨与痛苦就不显得生涩了。安娜是一个接受贵族教育，在贵族生活熏陶下成长的女性，上流社会的习俗和道德准则早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她约束与判断行为的尺度。她的痛苦在于，即便是最后她向丈夫坦白了与情人的关系，但面对别人她还是隐瞒了她和情人一起的事实。她的灵魂在动荡，在惶恐，她无法把握腐朽的社会意识，以及一方面对爱情的强烈渴望。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困惑与悲哀，男性视角的道德观念就好象一把枷锁紧紧地束缚了她，而且负载在上面的罪恶感越来越沉重地把对于爱与喜悦的追求碾碎，最终快要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说现实中真正存在类似与安娜这样的人物，那么托尔斯泰绝对是惟妙惟肖、恰到好处地把她的内心挖掘出来，并且深刻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3）不幸爱情里的心灵沉沦

当爱成为一个女人精神世界里压倒一切的力量，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目的时，爱已经开始慢慢地变质了。托尔斯泰善于捕捉安娜的心灵，把她的内心世界变作很多矛盾的载体，各种的冲突加速了安娜人格的分化。

与伏伦斯基的相爱或许是一种负担，安娜的内心躁动不安。“……在梦里，在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的时候，她的境况就以很不成体统的形式赤裸裸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几乎夜夜都要做同一个梦。她梦见，两个人一块儿给她做丈夫，两个人都拼命和她亲热……噩梦般的梦境常常使她憋得透不过气来，她总是带着恐惧的心情醒来。”

这是埋藏于安娜心底的意识，她需要爱情，也需要她的爱情能够得到合法的认可。可是当合法的爱情是无法实现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安娜很茫然，她需要爱情又不愿脱离合法的地位，也就是说她想要在伏伦斯基和卡列宁之间得到平衡的状态，然而这是自欺欺人的自我折磨。卡列宁坚定地不肯离婚和拒绝她接近孩子的举动差不多让她看到了绝望，安娜陷入自己编织的网中无法逃脱。

这种矛盾是一种心灵的辨证，它是一个主体分裂为两个个体后的对话。托尔斯泰通过这种对话式的心灵描写，把安娜飘忽不定的思绪清晰地表现出来，并且让人们感受到她内心每一次的颤动。

在安娜的生活里开始出现另一个安娜。在她的左边是女子对爱情的无限追求，对道德之网的竭力挣脱，在她的右边是贵妇对传统旧俗的敬畏与遵从。两者正在撕裂着原本完整的个体。

安娜把她一个人全部生命的希望放在抓住伏伦斯基的爱情之上，她在努力做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外貌使伏伦斯基迷恋。而伏伦斯基呢，并不像安娜想象的那样深刻地理解爱情。他许给安娜的美丽憧憬开始一点点像泡沫般虚化，也导致了安娜的精神一步步走向扭曲。安娜的爱情越来越带有利己的苛求的性质，出现了痛苦的无缘无故的嫉妒，产生了激怒，有时甚至成为一种愤怒和仇恨。

在安娜与伏伦斯基的爱情里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除去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爱情，在他们中间还产生了某种恶劣的斗争情绪。”

安娜的这种忧郁、猜忌的观感也令伏伦斯基看到了暗淡与沉痛。于是托尔斯泰牵引着安娜的灵魂走向天平的另一端，走向绝望的境地。

一个女人做出了背叛家庭、背叛道德的行为，即使她的目的在于追求纯真的爱情，她同样要受到惩罚。一个女人的忠贞与名节胜过了一切。这是托尔斯泰眼中的贵妇，一个只能接受同情，而无法彻底得到挽救的贵妇。她的无奈通过她内心扭曲的轨迹表达：当她走入了爱情，但忽然间却发现四周的墙变得虚伪与罪恶，过去即使是苍白的欢娱也变得虚幻，人们正在远去，朋友以及孩子，在头顶的上空背对着她消失，没有人愿意回头张望一下。爱情成了一种没有理智的绝望。安娜要开始忏悔。

托尔斯泰很完整地把握了这一过程。可能他的本意在于通过安娜的痛苦来挞伐情欲的罪恶，但当安娜的这种心境真真实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领会的是一颗伟大的痛苦的正在颤动的心，一颗在混浊的血液里不安地跳动的心，渐渐地失去了氧气，渐渐地平静下来。安娜，这个美丽的贵妇最终还是归于幻灭，留在了上流社会的阴暗里。

（4）心灵的归宿：忏悔与毁灭

托尔斯泰曾经写道：“……生活毫无意义，这就是真理。我好象生活啊，生活啊，走啊，走啊，来到了深渊的边缘，很清楚地看到了前面除去死亡什么也没有了。”同样在安娜的心中，有一股无法消解的力量撞击着她脆弱的心灵，推动她在无限的自责与惶恐下扑到了正在开动的火车的铁轮下面。

安娜的爱情是短暂的。在她得到片刻爱情欢娱之后是漫长而痛苦的伤害，她自己撕裂着自己的灵魂。而托尔斯泰企图将她引入正途，却又发现无法真正地将她从爱情的旋涡中拉出来，这使得安娜更加悲惨，一种双重的意念更加剧烈地刺激着她的头脑。

安娜在重病的时候，看到了死神的逼近。她想到了忏悔，向卡列宁，她的合法的丈夫，“我要的是：你宽恕我，完全宽恕我吧！我是够坏了……”这是托尔斯泰内心倾向的思考方式。他在刻画一个人物的同时好象也在与这个被活化的人物的内心抗争。他赋予了安娜对于道德的妥协，因为他要求一个完美的女性必须具备上流社会的道德所要求的一切品质。同时安娜本身又散发出对于传统的反抗以及对于爱情的追求，这一点始终无法在言谈中被抹杀。所以，安娜成了一个痛苦的结合体，要承载顺从与叛逆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而就当她在爱情与道德之间难以平衡的时候，她发现了爱情的虚假，她开始猜忌爱情又舍不得放弃爱情。安娜想到了死，她认为这是重新唤起伏伦斯基对自己的爱情、惩罚他和使自己心中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

这种心理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在一支残烛的微光中望着天花板的雕花檐板和屏风投上去的一片阴影，真切地想象着，等她已经不在人间，等她给他空留回忆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触。……突然屏风的阴影晃动起来，把所有的檐板、把整个天花板全遮住，另外有一些阴影从另一边朝她涌来；有一刹那所有的阴影都散了开去，可是后来又飞快地涌了上来，晃晃悠悠，融成一片，于是一片黑暗。‘死！’她想道。她害怕得不得了……她心里想着，觉得庆幸复活的欢喜的泪水顺着两腮哗哗往下流。”

任何人都是如此，面临死亡的时候往往会怯懦，因为人生总有许多眷恋。大部分时候，人就是在没有明确理由的情况下麻木地选择了死亡。安娜是这样，她在死亡与生存两者中都感到了恐惧，她好象无法选择。托尔斯泰将他对心灵刻画的技法融入到环境的渲染中，通过敏感心灵对周遭事物的感受，又引导我们走入那颗易碎的心灵。

一直到走进车站，安娜还在为自己的死亡寻求理由。外界的压力使得她无助地渴望爱情专有，但是伏伦斯基却越来越冷。“我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也越来越要求他把全部心思放在我身上。他却越来越想离开我。我们在结合之前正是往一块儿走的，后来就一个劲儿地各自朝不同的方向走了。…我不是嫉妒，是我不满足。”

如果安娜离婚，和伏伦斯基成为夫妻，那别人的眼光呢？吉娣、谢辽沙。感情会辛苦而免于痛苦吗？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无法回答。

于是，就像那支蜡烛，她曾经借着烛光阅读充满忧虑、欺诈、悲伤和罪恶的人生之书的蜡烛，闪了一下比任何时候都明亮的光芒，照亮了原来在黑暗中的一切，然后哔剥一声，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在安娜最后的世界里，往事一幕幕跳跃着出现在她的眼前。画面没有静止不动，没有前后连贯，也没有条理清晰，而只是断断续续，忽隐忽现，缺乏逻辑。这种状态充分体现了一个走向绝路、面对死亡的女人紧张而矛盾的心理。

安娜的悲剧不在于她躺倒在车轮下的那一刻，而在于长期以来她那颗饱受煎熬的心。托尔斯泰总是运用不同的气氛来揭示安娜从爱走向灭亡的内心世界的变化发展。

托尔斯泰想要表达的是他一贯的观点：遵循家庭传统道德可以获得幸福，一味追求情欲，心灵会受痛苦折磨，走向自我毁灭。然而，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性对于爱情追求的艰难的心路历程，有幸福与痛苦，有妥协与挣扎。

(5)爱情以外的心灵火花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除了不幸的爱情这一主题外，有很多细节可以全面展现安娜的形象。比如她和她的爱子谢辽沙·卡列宁。当安娜出走后，抵挡不住对儿子的思念，又返回家里看望。她好不容易鼓足勇气趁卡列宁不在的时候回去，并且买了玩具，她热烈地拥抱着儿子，回味母子之间的亲情。就在这时，卡列宁从外面回来，这令安娜惊慌失措，来不及同儿子告别，就夺门而逃。但是安娜还是撞见了卡列宁，惊恐与不安使得她竟然把要给儿子的玩具又随手带了回来。

这是一段安娜行为的描写，但是把她的内心完全赤裸地暴露在空气中。不用她内心的独白，我们就可以窥探到安娜那颗异常跳动的心。在沉重的负罪感里，每一下的跳动，每一丝的喘息，都越来越清晰，周围像是完全寂静了，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凝视着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当安娜想到死亡的时候，她又想到了儿子。“我也以为我爱他，并且还常常因为自己的母爱深深感动呢。可是我没有他还不是照样过日子，我那他去换取另一种爱，而且在满足于另一种爱的时候，并没有后悔这种交换。”

安娜的情感在罪恶中显得伟大。她陷在情欲的旋涡中，那种执著与偏激令她的模样在冷风中形单影只地摇晃，却更加地清晰与坚定。她伟大的母爱并没有被掩埋在情欲之中，而在心底闪着光芒。安娜对于爱子充满了歉疚，也或许是因为对于爱子的牵挂而使得她在浑噩的上流社会痛苦而反复的挣扎。

托尔斯泰用他的笔让那颗心紧张地跳动，不光是出于无法遏制的情欲，一种人性的本能，更是因为永远无法剪断母爱，一种人性的光辉。

彷徨与忏悔的透视——从托尔斯泰身后走来的列文的独语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形象是康士坦丁·列文，一个同样深刻矛盾的人物。托尔斯泰站在列文的身后，通过他传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列文也是一个痛苦与幻想结合的复杂个体，他的思绪从自己的生活流向了别人的生活。

结婚给予托尔斯泰的是一种幻想。他渴望从婚姻中得到的是一种思想、感情和希望的完全统一，生活道路的完全一致，精神、心理、兴趣上的完全相通。然而他的想法在婚后一个月就开始破灭。事实与他臆造的理想相当遥远。尽管妻子十分爱他，但他始终觉得她的世界和自己的世界丝毫没有共同之处。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他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从第一年开始就觉得好象有了一条不流向别的其他方向的平稳而宁静的河流。但是这种宁静和他理想中呈现出来的“心灵的融合”是多么的不相似！他在自己崇高的探索中完全是孤独的。

于是，康士坦丁·列文产生了，在幸福的爱情与家庭里，他的良心却受到痛苦的折磨。在贵族的奢华与人民的贫苦中，他产生一种很深的罪恶感。现实与他想要忏悔的心灵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列文痛苦与矛盾的根源。

列文鄙视彼得堡的宫廷贵族，却以出身世袭贵族而自豪；他不屑于上流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却认为奢侈是贵族的本分；他反对以农奴制的“棍子”压制农民，却又向往于贵族的古风旧习；他厌恶资本主义并否定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但他自己的农业经营显然是资本主义方式；他断言资产阶级所得的是“不义之财”，而自己却和劳动者进行“残酷的”斗争。这些正是这位“有心灵”、有道德感情的贵族在历史转折时期而背对历史发展所必然产生的思想矛盾。而这些矛盾似乎无法解决，它们困扰着列文，但一个人体内的两种声音始终无法达到完美的统一。托尔斯泰抓住了这种思绪的火苗，用他体内也正焦虑着、矛盾着的能量使它更加剧烈地燃烧起来。

列文不是一个完全与安娜无关的人物，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交流，他们的心灵在某些程度上是相通的。这就是一个时代里人们之间的一种共鸣，一种空气里弥漫的哀愁的情绪。

托尔斯泰用安娜来传达自己眼中妇女对于生死抉择的感知，那是一种焦躁不安的惶恐与无奈。而通过列文，是他对于生与死意义问题的思考的表现。

小说中有一章写到了列文的哥哥尼古拉的死亡。

“……列文不由自主地思索着现在哥哥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尽管他努力思索这件事，而根据这平静庄严的棉布表情和肌肉的抽搐，他所看到的对临死的人来说是越来越明白了，可是对自己来说却是这样漆黑一团……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很冷漠，对哥哥一点儿也不感到什么悲哀，什么损失，至于什么怜悯那是更少了。假使说他现在对哥哥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因为垂死的人现在已经了解了一件事，而他还不了解，于是很快地产生了妒忌。”

而对于安娜来说，尽管她痛苦的幻想着死亡，但她还没有走进死亡。只是把死亡当作玩具与赌注来惩罚自己的爱与不幸以及那些赐予她爱与不幸的人们。列文则像安娜体内那颗灵魂的延续，在安娜还未真正认识死亡的时候，走进死亡，看到了自己的迷惘。

死，始终让人无法理解，就像生一般。吉娣在生了小孩之后，“脸上像死人的面孔一样，发上了从人世到天堂的变化；不过在死人那里是告别，在她那里是欢迎。”生与死矛盾着，却总是紧紧地结合在一个完整的人的心里。

托尔斯泰把自己所有的思想情感从他描写的列文身上表达出来，他的探索、困惑、痛苦和忧虑在心灵的独语中寻求答案。他抓住了列文的心灵，就像摒住呼吸扼住自己的灵魂，痛苦地进行剖析。

托尔斯泰对于心灵的描写，很少有以作者的身份发表的议论。他自己曾经说过，关于列文在教堂里忏悔时和神甫的一段谈话，他曾经修改过四次，目的是为了在任何地方都看不见作者明显的观点。

“我已经注意到，要使读者对任何事情任何故事刚刚产生的印象，当时不能清楚明辨作者到底是赞同谁。”

其实，托尔斯泰把自己完全融入了自己笔下的人物。他自己在很多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使得人物有了矛盾的对立。他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灵在诉说自己内心的苦闷与疑惑。或许他自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这就是一种辨证，人的心灵深处永远无法调和的失衡，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给别人剧烈的震撼。

托尔斯泰捕捉了自己的心灵，因而捕捉了他笔下人物的心灵，赋予他们真实的、人性的灵魂，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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