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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农民工中的拉拉：借鉴还是抄袭？

作者:陈亚亚，上海社科院，voiceyaya@163.com

一、事情经过简述

2009年6月，我参加北京的“性与社会发展”会议，在会议文件中看到蔡玲的论文《女农民工中的拉拉》（摘要），感觉跟我以前的论文《围城中的拉拉》框架完全一样，当时虽然有些诧异，但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该文的研究对象与我不同，我想即使框架一致，总有些新东西。而且老实说，学术界看惯了抄袭，也能理解大家同吃这碗饭，有许多为难之处，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议题要借鉴别人思路，也是常有的，不值得大惊小怪。相反，由于国内没有人对女农民工拉拉做过研究，我有些好奇，希望能与作者交流，遗憾的是蔡玲不知何故，并未前来与会。会后我按照通讯录给一些与会者发信沟通，也曾发给蔡玲，但从未收到回音，就作罢了。

2010年2月，我在网上查找有关同性恋的论文，意外地看到这篇《女农民工中的拉拉：游离于城市边缘的特殊群体》（刊于《中国性科学》2009年第9期），于是下载浏览。我非常惊奇地发现，这篇文章并不是如我之前所猜测，是借鉴我的思路，对女农民工拉拉进行研究，而是完全的抄袭。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这篇谈“女农民工拉拉”的文章，几乎是在凭空论述，没有任何资料引用，就直接照搬了我的论证过程和结论。

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作者加上了一些针对女农民工的自以为是的论述。但就我目力所及，我看不出作者是如何对“女农民工拉拉”进行研究的，是访谈、观察、调查还是文献（何种文献）？我以为，虽然目前没有人研究女农民工拉拉，但如以后有人研究，以蔡文为出发点，恐怕会走入歧途，因我的原文跟女农民工没有关系。

二、涉嫌抄袭和编造的部分

 我的文章《围城中的拉拉：女同性恋给传统婚姻制度带来的挑战》，2007年初稿获智行基金会首届“同性恋议题”征文优秀奖（未正式出版），2008年增改后参加上海社科院的家庭婚姻会议，后经删节发表于该所主办的《社会学》（此刊为内部资料）。此外，2008年9月该文全文还在人大性社会学所主办的《中国性研究》（台湾出版）上发表。2009年，我对文章再次增改，补充了近一倍的内容，更名为《女同性恋者的婚姻和家庭给传统婚姻制度带来的挑战》，发表于上海大学主办的《社会》第4期，同年12月，该文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以上我均可提供证明材料。我的文章与蔡文之关系，阅读过上述任一版本和蔡文的人是不难看出的。

蔡文在参考文献处，将我文章的一个版本列为参考文献，即“陈亚亚．围城中的拉拉：女同性恋给传统婚姻制度带来的挑战[J]．社会学，2008，(4)：48—54．”我将该文与蔡文进行对比，发现大量雷同之处。（可参看文末的附1）。

我用word中的“字数统计”得出，蔡文共有3706字，其中约2600字与我的原文雷同或者极其相似。其中尤以“摘要”和“总结”部分为甚，几乎全是抄袭，只改动了个别字词和句子顺序；我的文章分三部分论述“形式婚姻”、“婚外恋”和“亲子关系”，蔡文框架和顺序与之完全一致；内容部分：蔡文去除了我原文中所有材料，只摘取讨论部分，或者将案例用简语归入论述。除此之外，蔡文没有任何新观点，没有引用任何材料（更不用说新的材料）。

多出来的一千多字是什么呢，我看了下，大致有两类：1，对我原文的进一步诠释；2，对“农民工”的分析。我不仔细列举了，如前所述，文中所有对“女农民工拉拉”的分析都没有材料，就是在我的论述基础上直接加“农民工”或“女农民工”等字样。

下面我重点说一下歪曲和误用的地方（可能不全），这是我以为该文最大的害处：

1，“女农民工中的拉拉”概念是否成立？就我所知，“拉拉”主要在城市女同性恋者中流行。女农民工中的同性恋者是否自我认同为“拉拉”，我未见过相关文献。

2，“形式婚姻”一节，蔡文中为：“由于中国的婚姻更多强调的是父母和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在思想相对传统的农村，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形式婚姻成为中国同性恋群体，特别是农民工同性恋群体的一种较为常见的特殊婚姻模式。”我的原文是这样的：“中国的婚姻则更多地强调父母和社会的认可，这导致形式婚姻成为国内同性恋者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婚姻模式。”蔡玲所言“形式婚姻”是“农民工同性恋群体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模式”，不知道依据何在？就我所知，“形式婚姻”在城市同性恋群体中也不多见，我不太相信这种在城市尚处于试验阶段、很不成熟的婚姻模式在农民工中会比较常见。蔡玲既然突发奇想写此文，也许她就是研究农民工的？我印象中部分女农民工在已婚后会返回家乡，如果已经嫁人，当然是到夫家居住（农村从夫居现象很典型），在这种情况下，她们还会选择“形式婚姻”来冒险吗？

3，“形式婚姻”一节，蔡文在对我文中案例进行简述后，加了一句：“尤其在很多农村地区，子女的姓氏问题，往往被看得十分重要，在这种传统观念的背景下，很多女性同性恋农民工尽管一方面内心明白孩子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却又十分坚决的要求姓氏要和自己一致。”我文中没有提到这点，我也没有看到过有文献称女同性恋者要求女性伴侣生了孩子后跟自己姓。蔡玲以为女农民工因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此愿望，不知道具体何谓，又有何依据？

4，“婚外恋”一节，蔡文根据我的案例有以下论述：“由于很多同性恋者的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形式婚姻，所以同性恋者之间的婚外恋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形式——‘三人行’，即一个房间中住着三个人：有着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和女性同性恋的真正爱人。”在我的案例中，“三人行”与形式婚姻并无因果关系。这个案例指的是（真实的）已婚夫妻与妻子的女性恋人一起生活。蔡文增加的这点可能是对我文中案例的错误理解所致。

5，“亲子关系”一节，谈到领养时，蔡文加了这一句：“这点在女性农民工同性恋者身上就显得更为困难了。首先，由于是移动外来人口，她们不具备领养小孩的资格……”。我文中提到女同性恋者多不符合收养条件，主要是考虑到其经济状况不佳、不能与同性伴侣一起收养或者户口登记上的麻烦等。蔡玲所言因为是外来人口不能收养，不知道依据何在？我印象中外来人口是可以收养的，只是需要到自己本来的户口所在地办理。蔡文在此语焉不详，对我的原文进行了无端的引申。

综上所述，我感觉蔡对“拉拉”的概念并不熟悉，对“形式婚姻”尤其缺乏认识，其文似乎改名为“对女农民工中的拉拉生活状况之猜想”更为合适。

 两文详细对比（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