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监测和评估作为妇女权利和社会性别平等项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帮助我们衡量工作的实际效果。但是，我们目前所使用的监测和评估体系真的能够胜任这一人们期望甚高的任务吗？

 在题为《捕捉妇女现实的变化：监测和评估所面临的挑战》的论文中，Srilatha Batliwala 和 Alexandra Pittman 对妇女权利、妇女赋权、社会性别平等的监测与评估（M&E）中的诸多“如果”、“为何”以及“如何”作出了评估。她们注意到，“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在开发全面捕捉抽象而又关键的社会现实的方法上，尤其是在对其进行量化上，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这些成效的取得得益于以下方面：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想使政策、资源以及战略的实施能够真正推动社会更加公平、可持续、确权、包容和和平，我们就必须想办法检验它们的有效性，即这些政策、资源以及战略是否真的促成了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那些变化。”

然而，上述两位作者也质疑，把监测和评估纳入到我们工作中的努力，已经引出了一些不确定假设，对我们评测自己工作成果和工作效率的能力提出了疑问。事实常常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所使用的评测工具是有效的，并且假设我们对于工作成效的评测提升了我们获得和加快积极变化的能力。她们认为，随着对复杂M&E系统的需求（尤其是来自捐赠者的要求）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厘清那些针对M&E的假设。

评测社会性的变化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尤其是在妇女权利、社会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工作的语境里。在总结此类评测面对的最大挑战时，上述两位作者引述了一位资深活动家的话：

“如果你为妇女的权益而工作，这可是项进两步（如果你真的很聪明又够幸运的话）退一步的活儿，实际上你经常会倒退两到三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倒退的几步往往还是你工作效果的证据：因为这表明你确实对现有权力框架构成了威胁，并且其试图把你推回来。有些时候，即便你取得了一些‘成功案例’，那也不过是现有权力集团努力适应现实并为阻止更多根本性变革而作出的些微妥协。”

两位作者承认，要想改革某些诸如南北关系、种族、性别和社会等级之类的权力关系是困难的。但是她们认为，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改革是社会变革中的难中之难。这是因为，父权规范根植于所有的权力框架之中并且已被规范化，因此要改变它们就面临双倍的挑战。不仅如此，社会性别权力在公共体系和私人体系中同时存在，因此，在一个领域发生的转变并不会必然导致另一个领域内的变化。

为什么我们要评测变化

Batliwala 和 Pittman 在她们论文的开始部分讨论了这一严肃的问题。理论上说，M&E具有以下5个基本目标：

1、了解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弄清哪些措施有效和哪些措施无效，以便改进策略取得更大效果；

2、分析我们在变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弄清各种因果关系；

3、为我们的支持者赋权，以让他们有能力维持并扩大这些变化；

4、向捐助者和支持者负责并保持可信度；

5、推动社会正义的主张，以为我们的工作寻求支持。

 而在现实中，M&E的实施常常只是因为：

1、捐助者要求这么做；

2、可以帮助某个项目获得资助；

3、能够支持我们的主张。

哪些是无效的

Batliwala 和 Pittman分析了妇女组织常用的50多个M&E框架和工具，对它们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估。概括来说，主要的挑战如下：

1、几乎没有M&E框架能够真正让我们理解改变如何发生或者说社会性别关系如何被改变。最典型的线性框架描述了目标和相关的活动，因此，在一个项目周期结束时，它只可能说出最初设定的各项目标是否达到，但是不能回答是否取得了变化。即便是用于评估社区中或选区中所发生变化的那些框架，也无助于我们了解是否发生了可持续的变化。正如前面引用的那位活动家的话所言，有些时候，权力框架作出了一些小小的妥协，但是拒绝持续的改革，因此某个曾经有效的策略或许就不会再次有效。

2、现有的M&E框架可能无法帮助我们弄清要评测的对象。它们通常不会提供一条通往测试他们自己的假设或变化发生的内在理论的通衢大道。即便是像GDP这样的存在已久的指标现在也面临质疑，因为它们无法提供充分反映人们生存现实的图景。虽然M&E框架应该协助我们为未来的策略调整而进行学习，但是在实践中，M&E的各项指标却成了为评测而评测，或者成了完成规定动作和展示负责形象的工具。

3.大多数工具都假设变化的发生路径是线性的，但社会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简化为一系列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些组织使用这类线性框架，其最终结果就是他们只关注工具本身，即如何使评测结果与期望的成效相吻合，而不是站在更高的高度看问题。

4.存疑的宏观政治假设潜存于许多M&E框架之下。Batliwala和Pittman认为，人们假设“民主权利、法律和秩序、公正司法和警察、独立媒体等等是必然存在的，就在变化进程的周围，构成一个巨大的安全网”。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这远非现实，尤其是在发展中世界，人道的、经济的、健康的以及政治的危机所在多有。任何无视这些宏观政治因素的Ｍ&E框架都是有根本缺陷的。

５.大多数M&E工具都不支持跟踪负面变化、逆转和反弹，然而每当妇女权利工作严重挑战父权体制的时候，总会遭遇一些挫折。因此，拥有能够捕捉“进两步退一步”的现实的工具是十分重要的。

6. 现有的M&E工具不能恰当地评测那种虽然比较不具体但却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平等工作。许多组织发现，要评测类似调查研究、能力建设或者态度改变这样的工作的效果是很困难的，他们常常转而评测这些工作的进度、拓展范围和具体产出，而不是评测工作的效果。

7. 很多M&E方法中都包含伪二元和伪二分：宏观和微观，定量和定性，成功和失败，诸如此类。大多数M&E方法不会把看似相反的价值整合起来，而是建立一个等级制度。

8. 在6个月或者3年的拨款期内，变化不一定能够看得到。M&E框架通常会被限定于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而在一个较短的期限内，常常很难准确地评测出什么变化。

9. 现有的评估方法中很少是社会性别化的或者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与女权主义评估并不是一回事。

女权主义的M&E方法应该：

1. 拥有揭开社会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本质的工具；

2. 把社会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视为系统性的并检视干预措施是否同样有系统性；

3. 不寻求把变化归功于特定的角色，而是去了解各种起作用的角色和元素；

4. 打破评估者和“被评估者”之间的等级制度，尊重双方的知识；而且

5. 将M&E视为一种政治活动而不是价值中立的评估，并将其作为变化进程的一部分。

Batliwala 和 Pittman 在其论文的最后呼吁大家行动起来：“鉴于上述大量的、严重的挑战，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要工作就是：建立新的女权主义M&E方法和工具，吸收我们现有工具的优势，改进这些工具的弊端，充分认识社会性别平等工作和其所在的社会动态的复杂性。”

论文《捕捉妇女现实的变化：监测和评估所面临的挑战》是AWID行动研究活动的初步成果。该研究旨在为女权主义监测和评估方法开发新的原则和工具。该研究将与妇女权利组织和网络协作，在2010年发表关于这一主题的更多工具和资源。

 * Srilatha Batliwala是AWID“建立女权运动和组织战略”倡导项目的合作学者。

** Alexandra Pittman 是AWID“妇女权利资金到哪里去”战略倡导项目的顾问。

英文原文来自AWID(妇女权利与发展协会):

http://awid.org/eng/Issues-and-Analysis/Library/The-pitfalls-of-monitoring-and-evaluation-Do-current-frameworks-really-serve-us

翻译：妇女传媒监测网络，高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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