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W·B·威尔科克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的婚姻在很多方面丧失了权威，如作为成年人的标志、调控性行为、生育和养育以及成年人的亲密关系。婚姻的去制度化得到不少人的赞同（如Coontz），他们认为婚姻仅仅是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促成了更为平等的关系，也就是亲密的婚姻关系。同样，也有不少学者对婚姻的去制度化持批判态度（如Popenoe），他们认为婚姻在“衰亡”，这将减少婚姻当事人对维持终生关系的承诺，而这种承诺会提升亲密关系伴侣及其孩子的福利。

在《孤单共处：美国婚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一书中，作者阿马托、布思、约翰逊和罗杰斯认为，不论婚姻是否在“衰亡”，我们都必须关注1980至2000年间美国婚姻质量的变化。本书对美国婚姻近年来变化的特征、根源及后果提供了一个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有说服力的视角。更为特别的是，本书为婚姻弹性论和婚姻消亡论都提供了证据，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现了即使在同居增多、个人主义和社会隔离侵蚀着当代婚姻质量的同时，性别平等、宗教信仰虔诚度和对终身婚姻承诺的上升怎样提高了当代婚姻的质量。不过，本书最终并没有支持任何一方：作者发现从1980到2000年间，美国婚姻质量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

家庭学者会对本书在社会性别、规范和社会整合上的发现尤其感兴趣。关于社会性别，本书提供的资料显示，越平等的婚姻越幸福。作者们发现共同的家庭决策、更平等的家务分工模式和平等的性别态度与较高水平的婚姻质量有关，尤其对女性而言。这些研究发现支持了伴侣婚姻理论——平等是幸福婚姻的必要基础。

然而，本书描绘的社会性别图景，也为婚姻性别化理论（gendered theories of marriage）提供了一些支持，该理论认为性别分工有助于婚姻幸福。如对于女性劳动力参与，幸福度最高的是妻子从事兼职工作的夫妻，这或许是因为对大多数女性而言，“与全职工作或全职主妇相比，兼职工作是一种较少压力和更令人满意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发现有半数妻子不满意她们的劳动参与现状，尤其是为弥补家用而辛苦工作的工人阶层妻子，而这种不满给她们的婚姻带来了阴影。因此，本书提出不同的工作和家庭组合模式将会吸引不同的女性（也包括男性），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应避免认为存在一种使婚姻幸福最大化的、适合所有人的工作和家庭组合模式。

本书还为婚姻制度论提供了论据，婚姻制度论强调终身婚姻、宗教虔诚和社会整合会为婚姻培育一种感情安全、相互奉献和社区支持的氛围，而这将有助于建立更为幸福的婚姻。比如，认同“婚姻是终身的，即使夫妻不幸福也不能离婚”的夫妻，在婚姻中的幸福度明显高于其他夫妻，他们也较少存在婚姻问题。同样，一同去教堂的夫妻比那些从不去或分开去教堂的夫妻有更高的婚姻幸福感、更多的互动交流，以及较少的婚姻问题。夫妻有很多共同熟悉的朋友也会享受到更多的共处时光以及遇到较少的婚姻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发现了一些婚姻特征在近年来的再制度化，即宗教虔诚和对终身婚姻的支持从1980年至2000年间在上升，而这也有益于婚姻。然而，同样也有一些健康的婚姻文化特质继续在去制度化并侵蚀着婚姻，如共同的朋友关系和民间组织（civic enterprises）（这也是作者把书名定为“孤单共处”的原因之一）。

本书还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不足之处。一是作者对孩子在当代婚姻所扮演的角色缺少关注。考虑到生育和养育模式的持续变化以及孩子的存在对婚姻生活质量的影响，不能不说这是本书作者一个很大的疏忽。二是作者没有考虑婚姻的去制度化——近年来结婚率的下降和同居的上升——可能已改变美国所有已婚和未婚成年人的亲密关系的平均质量。同居比婚姻更不稳定和较少幸福，如果对全部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稳定性进行调查，对美国家庭变化得出的结论很有可能就没有本书作者这么乐观。

（原文载于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2008年第1期，张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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