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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若干特色

----以席瓦为例

赵冰冰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100084）

摘要

在西方的生态哲学理论中，生态女性主义是重要的流派之一，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生态女性主义也同样是重要的流派之一。但长期以来，生态女性主义多以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来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近些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来源于第三世界或者更多带有第三世界视角的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本文即以具有印度背景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为例，尝试对其理论的若干特色作一初步归纳与总结。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第三世界  席瓦

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近期发展中，与早期产生于西方世界的这一理论流派有所不同的来源于第三世界或者更多带有第三世界视角的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种进展。鉴于有关的研究尚不很多，这里，仅对具有印度背景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为例做些初步的分析。

关于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人们一般认为，席瓦的《继续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1]及其与米斯合著《生态女性主义》[2]是其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但实际上，她早期的论文“让我们活下去：妇女、生态与发展”[3]，就已经比较简单明晰地简明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

在此文中，在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她认为，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和自然紧密相联的说法，只不过是允许对女性和自然进行统治的一种论断，她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妇女是环境破坏的特别受害者方面。但另一方面，参与并领导了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的生态运动的妇女（主要是农村妇女），则不仅仅是是牺牲品，她们也并非被动地与自然相联，实际上，她们是在创造中，在保存生命的斗争中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三世界的男性与女性农民的生活方式较好地保留了关于创造与保存生命的原则，而那些受消费主义影响远离了生态的第三世界妇女精英，以及过度消费的西方世界，却缺失了这种原则。因此，超越女性的阶级和文化差异或忽视环境运动中背离女性主义的倾向都将是不正确的。席瓦提倡一种与们多样性的身份相呼应的具体而复杂的共性的概念，以体现我们被相同的统治根源用不同的方式被次等化和破坏的共同特点。

在对父权批判方面，她把矛头主要是指向了发展和现代科学这两样父权制的产物，认为是它们二者导致的对自然的工作和创造力的贬抑与否定引起了生态危机，对女性劳动的发展的抑制和否定导致了性别主义和性别不平等，对基于自然与人类劳动的和谐之上的可持续的经济方式的贬抑，则诱发了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伦理与文化危机。这些早期就出现在其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以席瓦后来的著述中不断地得到扩展与深化。

困此，本文作者更倾向认为，对于席瓦及其它一些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者而言，生态女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勿宁说是一种视角，一块内化的审视世界的透镜。这种视角是与其理论及实践紧密相关的。固然席瓦在上述两本专著中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其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但综观她的著述和实践，我们不难发现，生态女性主义事实上已成为她研究问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向度。

在《继续生存：妇女、生态与发展》一书中，席瓦对印度“西学东进”以来知识生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将女性主义的视角贯穿于全文的始终。除了“契普克”抱树运动案例、“绿色革命”、从发展的角度入手讨论环境和妇女问题及对诸如“增长”、“贫困”等概念的理论分析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对科学主义的普适神话的挑战。她通过比较西方的科学主义与印度本土文化的自然观，提出了“两种理性”的观点，分析揭露了科学主义这一新的认识体制如何通过话语实践为现象世界重新确立意义和秩序，并常常以暴力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

印度传统的泛神论在生产实践中起到了阻止大规模环境破坏活动的作用，在客观上保证了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同时，因为“神的领地”不能买卖，从而以公用资源的形式为贫穷的农民尤其是妇女提供了取水、采薪、放牧的场地，保证了其最基本的生存。在此与境(context)中单纯争论神灵是否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基于本土经验的意义体系也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在当地行之有效的知识系统和生活哲学，这也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见解也是一致的。然而当科学主义用自己的真理标准和实证主义方法证明不了神明的存在时，就会倾向于否定或无视这种知识系统和生活哲学。当与其配套的法律规定“使用”的前提必须是资料的所有者，因此，贫穷的农民、妇女便被剥夺了这种原本是公用资源的“使用权”。就这样，殖民主义者将公用资源的掠夺从话语实践变成了社会实践。在此过程中，对“真理”、“理性”的重新命名是关键的一环。重新命名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对性别关系的建构过程。理性主义的父权话语通过对印度传统的“女性原则”的重新命名建立了新的性别秩序，一如当代科学对“女巫”的猎杀。因此，席瓦提出立足本土知识体系重建女性主义的生态文明，同时将此与基层妇女的环保运动联系起来，这些都体现了她的“草根”立场和对许多白人中产阶级主义者常有的“被迫害情结”的超越。

四年后，在《生态女性主义》一书中，席瓦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解是一种生存的观点。因此，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是该书的重要特色。由于对妇女和生态运动的参与，她们面对的是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的生存问题，不仅仅是妇女、儿童和人类的生存问题，而且是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的保存的问题。而建立于对妇女和自然的统治之上的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世界体系的出现是导致威胁地球生命的毁灭性的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作为积极寻求妇女解放的女性主义者，她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以及“进步”对于自然界的退化负有责任。作为生态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她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并非是中性的，在（自16世纪以来还原主义的近代科学所形成的）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以及在大多数父权制社会（甚至现代工业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掠夺和压迫之间，是存在着紧密联系的。尤其是在生物技术、遗传工程和生殖技术方面的新发展，越发使妇女意识到科学技术的性别偏见，意识到科学的整体范式具有父权制的、反自然的、殖民的特征，目的是像剥夺自然的生产能力一样剥夺妇女的生育能力。[4]这种以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诸多社会问题如科学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贫困和发展、所有生命形式的工业化等也是两位作者的一个重要特色。发展的眼光、广阔的视角使之在将自然与妇女紧密联系起来的同时完全避免了本质主义的倾向，使一些与“发展”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进程清晰地呈现在人民面前。最后，作者提出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承认自然界中的生命（包括人类）是通过合作、相互照料和爱来维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尊重和保持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其文化的表达，作为我们幸福的真正源泉，因此，我们应有一个更仁慈地对待自然、妇女、儿童和男人的社会。

除此之外，席瓦还发起了“为多样化的多种女性”运动，其主席团成员还包括另外两名美国学者。其宗旨依然是反对全球化，捍卫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她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妇女将对此起到特别的作用，原因有二：首先，作为大多数从事农业及受害最直接、最严重的群体，她们对全球化的影响感受也最深，因为当新技术或“生物盗版”排斥打压传统方法时，她们的本土知识、特质及生存安全也随之失去了；其次，正是她们拥有的本土知识和经验，为对抗全球化提供了可能的最好选择。[5]在此背景下该活动不仅要在本土的层面上寻求对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同时也通过国际的合作推动其发展。

由此，并依据其它一些背景，我们可以总结出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一些代表性的理论观点，简要地讲，它们就是：

A、倡导多元的生态文化，以取代“全盘西化”及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单一基因文化；

B、重新解释人与人、人与其它生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保护生态系统，强调万物之间的和谐以达到可持续发展；

C、积极提倡爱、关怀和公正的伦理价值，以相互依赖模式取代以往的等级制关系模式，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对于社会公正的提倡，可以说已扩展至动物福利。

上述理论要点也可以说是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倡导伦理文化的共性。结合其它一些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白人中产生态女性主义者相比较，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无疑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在这种基础上，以席瓦的理论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简要地归纳和总结一下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之处，它们分别是：

1、以历史的方法研究诸多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妇女问题、和平问题等，并以深刻的洞察力、广阔的视角将这些貌似毫不相干的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置于十分具体的权利关系和物质层面来考察研究。由此发现这些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更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恰恰相反，科学主义的普遍神话通过话语实践为现象世界重新确立意义与秩序，并常常以暴力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价值关系，最终导致了上述问题的产生。

2、注重第三世界问题，始终站在下层人民，尤其是下层女的立场上。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妇女常常是“看不见的底层”，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她们面临的困境与第一世界妇女有很大不同。当欧美中产阶级女性为“代理母亲”等问题展开辩论，为保护古木而住在树上时，她们往往是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奋斗。第三世界妇女面临的却往往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首先由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些女童连出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印度，有24万女童被堕胎；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女童被堕胎、遗弃的比例也远高于男童。其次，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歉收、公用资源的被剥夺等，令她们濒临饿死的边缘；水污染迫使她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走更远的路以获得可饮用的水。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家务劳动的“无价值”等更是加剧了她们的悲惨境况。在80年代以来的20年中，发展中国家处于贫困中的农村妇女人数增加了近50%，达到了1亿6500万，等等。因此，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者更为纯理论的研究的所不同的是，她们始终更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就席瓦而言，即是与印度当地的实际相结合。

3、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立国时间较短，几乎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连绵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此，积极参与草根组织运动的席瓦们便十分注重宣扬被主流环境主义，主流女性主义等所忽略的第三世界经验及知识体验、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女性主义的生态文明，同时将这一文明同下层妇女的环保运动、人民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运动，全球及对恐怖主义的运动等紧密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体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也远远超越了一些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常有的“被迫害情结”，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不同的声音”。

4、或许是其阶级属性使然，她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相当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有着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如在“9·11”事件不久，席瓦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接连发表了4篇相关文章，以和平和暴力为主线，通过一种广阔的历史视角和反复类比，拔开强势话语的重要迷雾，深入剖析了其背景，探讨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科技与暴力之间、贫困与发展之间、多样性与和平之间等等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悲剧的根源。对于一味鼓吹“向恐怖主义宣战”的帝国主义分子而言，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对于沉浸在悲愤之中或许会头脑发热的大多数民众来讲，则是一帖清醒剂。

5、重视基层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等采取了“拿来主义”的态度，其最终目的依然是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席瓦们在著述中十分重视文章的通俗易懂，除非十分必要，极少使用晦涩难懂的抽象理论和专业术语，她们的语言都是“活生生”的。同时，她们还十分注重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经常参与、组织、发动有着广泛群众参与的基层运动，这反过来也使其理论更具有现实性并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显然是没有群众基础和实践沃土的第一世界生态主义者所缺乏的。

6、她们以其“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对当前全球存在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分析，其理论建构成或许令有欠缺，其社会实践或许仍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较之其它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的国情与中国更为接近，其经济教训也就更有参照意义，但由于在现存的全球知识生产中，西方学界对非西方世界浅尝辄止的态度，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者们的声音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现象在中国也依然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