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明与暗——鲁迅与胡适的婚姻生活

记得曾经在一本胡适传记中看到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在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准总是向较低的那一方靠拢，书中提到胡适家客厅里的麻将桌，令人印象深刻。在现代史上，鲁迅和胡适是两大思想阵营的代表人物，代表了不同的思想立场，也代表了不同的行事方式。他们的婚姻生活，也在似与不似之间反映了各自的人生态度。

鲁迅和胡适都是《新青年》时期的摇旗呐喊者，两个人对封建礼教、旧的家族制度的批判都不遗余力，堪称思想的急先锋，可是他们在行动上却都十分谨慎，都抱定一个共同的宗旨，决不为了实现所谓理想去轻易牺牲了周围的人。但两人的做法却又如此不同。            

鲁迅喜欢引用明末王思任的一句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句话也是越人鲁迅自身的写照。鲁迅是一个精神上有洁癖的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从不妥协。虽然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决意奉陪做一世的牺牲，但他从不肯迁就对方的缺点。鲁迅被母亲骗回国成了亲，新婚的第二天，他就从新房中搬了出来，不愿再与朱安同房，几天后就携弟动身去了日本。总之，对朱安他是能回避就回避。1919年鲁迅卖掉了绍兴的房产，把母亲和太太接到了北京，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他也曾试图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从此再也不愿意跟她说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他每天跟朱安说的话只限于日常的几句问答。从种种回忆录可见，几乎所有去过鲁迅家中的人都能感觉到鲁迅对这位太太的疏远和冷淡。鲁迅憎恶“瞒与骗”，对感情也不例外。

鲁迅是真实的，但真实的代价是连“虚伪的温存”也无容身之地。小说〈伤逝〉中描写的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就像一个冰窟：

又须回到吉兆胡同，领略冰冷的颜色去了。近来也间或遇到温暖的神情，但这却反而增加我的苦痛。……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见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在《伤逝》中，充斥着这类冰冷的词句：“极冷的早晨”、“凄惨的颜色”、“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异样的空虚和寂寞”、“冰的针刺着我的灵魂”……文本中的生活不是现实中的生活，但那种冷到冰点的情感体验却植根于现实。

    小说中的子君和涓生曾经有过爱情，尚且如此。没有感情的两颗心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难道不是更寒冷？鲁迅和朱安的家庭生活，不难想象，那是“说不出的冷”。鲁迅用整个身心体味和拥抱这生活的严冷，又在周围扩散着这严冷。在其中的鲁迅是如此，朱安也一样能感觉到这寒冷，在寒意的包围中活得越来越瑟缩。当鲁迅和许广平同居后，她把自己比喻成一只爬不动的“蜗牛”，这个比喻中凝聚了多少悲哀的感受。

    相比之下，胡适是善于“藏污纳垢”的。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是理想的婚姻，跟鲁迅一样，胡适也是出于“母命难违”的心理，“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喜”的动机，不得已接受下这门婚事的。对这桩旧式包办婚姻，胡适的心情也是十分无奈的，但他很能够自我解嘲和解脱。

    江冬秀和朱安一样，也是旧式女性，没有怎么读书，缠足。在胡适1915年3月28日致韦莲司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谈到江冬秀：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来看待我和我的思想的。在她心目中，我也许已经“理想化”了，但她对我的思想全然一无所知，因为她连写封短短问候的信都有困难，她的阅读能力也很差。在寒暄的信中是无法传达思想的，我早已放弃让她来做我知识上的伴侣了（intellectual companion ship）。这当然不是没有遗憾的。诚如你所说：“这似乎很奇怪，而又似乎无所谓。”谁知道呢？我只知道我应该尽力去让她快乐，至于能做的多成功，我也不知道。我曾试着劝她在读书写字上多下些工夫，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有无数的原因。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母亲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可是她是我所知一个最善良的女子。

    江冬秀显然不能做胡适“智识上的伴侣”，可是她尽管不读书，却不乏传统东方女性的“善良”。胡适愿意相信这一点，从而为自己的婚姻找一个依据。这桩婚事既然无法改变，他就抱着乐观的心态来接受，尽量往好的一面看。胡适有一首诗：“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自由不自由，关键是每个人自己心里怎么看。婚姻的幸与不幸，也全在各人的看法不同。

    有人曾说他的婚姻是一件“大牺牲”，胡适反而告诉对方：“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他的理由是“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都难受。其实我的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便宜了。”婚后的胡适很能迁就对方，他曾调侃说男人对太太要 “三从四得”，这是戏语，也是他们夫妇关系的某一方面的反映。江冬秀和朱安原本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婚姻使她们变得更加不同。1955年张爱玲在美国见到胡适夫人，印象颇佳：“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叉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以现代婚姻观来看，胡适的做法的确比鲁迅要漂亮。他可以尽量迁就对方，可以视旧式婚姻投下的阴影为无物，就仿佛根本不存在，使自己和周遭的人安心生活。胡适早年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讲的是一个新女性因为跟她的男友同姓，他们的婚事受到父母的反对，剧的结局是，田女士毅然坐上了男友的汽车跑了，留下一张字条，告诉父母“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应该自己决断。”田女士的父母没了办法，田女士取得了胜利。——胡适总能把一出悲剧变成一出喜剧，不仅仅是在文学作品中，而且也在现实生活中。胡适相信实证，相信理性，相信科学的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他的个性和信仰都使他与“黑暗”无缘。然而，这样的胡适，也曾经为了表妹曹佩声打算离婚，若不是江冬秀的泼辣和“圣人”的头衔使他失去了勇气的话。他写给韦莲司的那些书信，或许也证明了有一些东西是无法埋藏起来的。毕竟，胡适并不虚伪。

鲁迅曾经嘲讽胡适自比为“光明”，说他自以为“光明所到，黑暗自消”，殊不知“光明一去，黑暗又来”。胡适的超然态度，鲁迅不能苟同。他无法回避。他曾经说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把自己“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又是“残酷的拷问官”，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仿佛也是在说自己，他明明知道每天面对无爱婚姻的罪恶是一种“精神的苦刑”，但他决不会转过头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每时每刻注视着真相是痛苦的，但遮掩起来会让他更加不安；日日夜夜拷问着自己的灵魂是残酷的，但灵魂恰恰是经历了“苦的洗涤”，方能走上“苏生的路”。惟其如此，鲁迅没有做“旧式婚姻的幸福例子”，而是终于走出了旧式的婚姻家庭，找到了与他携手并肩前行的“爱人同志”。 鲁迅后来跨出这一步决非偶然。

——也许，婚姻是冷暖自知，无须外人说三道四，也很难评判对与错。只是，鲁迅和胡适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已不仅仅属于私生活的范畴，而从他们的婚姻中透露出的人生态度也耐人寻味。笔者想到这样一句话：“为人间涂抹光明的人是可爱的，但那用全身心体验黑暗的人是更真实的人。”或许，可以用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差别？

                                                                                                                                    2003年7月

评论 (0)

显示/隐藏 评论

显示/隐藏 评论表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