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中国有没有同性恋、有没有gay、有没有“同志”（Tongzhi）？当然都有。

但同性恋、gay和“同志”是不是同一概念？这些称谓是口语性还是文化性的？

一、由homosexual、gay/lesbian到“同志”：词义辨析与话语演义

一般认为，homosexual是主流人群强加给西方同性社群的称谓，如以1972年《纽约时报》首次用gay正式指代同性恋为标志，则在西方男同gay作为社群自称后不久，华人同性恋旋即于1988年在香港偷龙转凤用“同志”完成了社群自称。

从字义上说，“同志”的诞生强调了“志同道合”（源于comrade）而非源于gay的“快乐”，不仅规避了源于homosexual的同性恋中的“性”字，还是性别中立的，不像gay/lesbian那样男女分立，可谓一举三得。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个社会都有一个整体上叫同性恋（homosexual）的亚人群，但未必都有一个整体上叫gay/lesbian的同性社群，如中国的主体应为“同志”，而不是gay/lesbian，故把我们的研究生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Homosexual Health Social Sciences）译成Gay/lesbian Health Social Sciences就未必妥当。

二、近期“同志”文本分析与用法拾贝

1.英文文本：

正文到处用Tongzhi，但标题、关键词和摘要中都不见Tongzhi踪影（Zhou YR 2006）。

2.中文文本：

正文几乎不见“同志”，摘要和前言中却频频用“同志”（童戈 2005）。

3.中翻英文本：

一个“同志”，多种前后不同的英文翻法，如homosexual、Gay、gay和LGBT，及引号有无、括引范围、大小写前后不一等（童戈 2006）。

4.用法两则：

在国内涉及同性社群会议上，正式提法（如“男男性行为人群”）与习惯用法（如“同志”）“和平共处”，但亦有“美国的同志桑拿” （高燕宁 2006）“墨西哥同志”等将“同志”“外推”到国外的用法。

以上中英“同志”话语中的欠和谐、混沌或过犹不及，是否在昭示一种新话语的呼之欲出？

三、社群自我认同：话语分析

本文的网络调查显示，在回答“自己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时，自认是同性恋爱或双性恋者的比例最大，合占一半，而觉得自己“兼而有之”或不愿归类者亦不少，合占1/5。当回答“自己想做什么人？”时，虽然认为自己不是却喜欢成为酷儿、gay甚至同志的人明显增多，而认为自己虽然是却不太喜欢是同性恋的人在明显减少。提示国内同性社群在自我认同方面具有较强的生活属性，且不太喜欢“同性恋”这个词。

“同性爱”亦是汉语所特有社群语汇，在身份认同和身份诉求方面差别不大，即在国内同性社群拥有约15%能的本土话语权。如“同性爱”与“同性恋”做比较，传统汉字“恋”的“心”在下而“愛”之“心”居中，社会现实是当今国内同性社群只能有“同性（情）爱”而不可能有“同性（婚）恋”。“gay”或“同志”的口语自称，可与文化相脱节。

四、社群认同话语：本位解析

1.“同志”本位：以成家和不出柜为特征，其中成家为“本质特征”。

2.gay/lesbian本位：以出柜和同性同居（甚至同性婚姻）为特征。

3.酷儿本位：以出柜和其他特出行为为特征。典型者如CC（娘娘腔），易装在一定程度上可用酷儿来解读。

4.其他情况：独身；折衷型，混合型，模糊型；不典型的，无法分类的，不显化的……

五、“同志”与gay/lesbian：身份、文化与属性

首先，“同志”属于性别认同或是一种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而gay/lesbian属于性认同或是一种性身份（sexual identity）。

其次，用以支撑这两种认同的概念（性权利与性别角色（gender role））不仅是不同的，其概念属性也是不同的，分别是政治性和文化性的。

第三，衍生出这两种认同的文化范式是不同的。性身份根植于个人主义的文化范式中，而性别认同则根植于集体主义的文化范式中，后者说到底是一种家庭本位或以家族宗亲为主体的文化形态。

最后，这两种认同所处在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性认同依托公民社会而生，性别认同依托市民社会而活。

六、“同志”与gay/lesbian：出柜与成家

“出柜”指同性恋者公开身份，“成家”泛指同性恋者与异性的结婚。

1.“同志”与gay/lesbian：特征对比

如以gay/lesbian的主要特征（政治属性）：①是否出柜；②是否与同性结婚为标识，如对都回答“是”的话，则为典型gay/lesbian本位。反之，如以“同志”的主要特征（文化属性）：①是否成家；②是否未出柜为标识，都答“是”者即典型“同志”本位。如分别都答“否”，则为不典型“同志”或gay/lesbian本位。如答一“是”一“否”，主要体现为二种本位的混合与折衷。CC或易装者仅据以上标识不易辨析。

2.“同志”与gay/lesbian：出柜问题

向不同的人出柜，难易不同，故有“出柜难度梯度”，由易到难大致为：网上出柜→朋友出柜→场所出柜→同事出柜→亲戚出柜→父母出柜。

出柜不易，现象环生，有被迫出柜、主动“避重就轻”出柜、模糊出柜、社团出柜等。在个人为本的文化中，gay/lesbian的出柜较容易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家庭为本的文化中，“同志”出柜很大成分上是把困难和文化压力扔给家里了。相对于西方的外向文化而言，偏于含蓄的中国文化自古有中庸之道、糊涂化、不挑明等出柜不利因素。

出柜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属性转变，即从文化或生活属性向政治属性的转变；其次意味着文化转型，即从家庭本位文化向个人本位文化的转型。这都是质变，蕴含着的巨大跨度。正如张北川所言，“出柜要小心”。当然，无论主动或被动，国内都不乏向父母成功“出柜”者。问题是，他/她们的特征或条件是一般要出柜的圈内朋友所具备的吗？如否，在没做好充分协调沟通情况下，一味倡导出柜，会不会是一种“文化幼稚”的表现呢？

3.“同志”与gay/lesbian：同性婚姻

访谈二言得知，美国婚姻与公关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Marriage and Public Policy）估算马塞诸塞州有１７％同性伴侣领取了结婚证。据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三年后所做的调查，其同性伴侣的结婚率也为１７％。据悉，这些数据与实情较相近。未见国内同性同居或民俗婚礼一的相关数据。

李银河近年向人大、政协提同性婚姻提案，首先是倡导性的。有关方面发言人认为有点“超前”。周丹觉得，国内如无相当数量的同性同居为基础，同性婚姻议题很难进入实质立法程序。郭晓飞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分段”解读。国内女同社群率先公开表示支持。

当gay/lesbian已有条件为自己不去登记找“理由”时，而我们的社会和“同志”还在为有人有无权走进同性婚姻殿堂而上下求索。难道钱钟书“围城”时，不慎把洋人围进了城里却把国人落在了城外？

4.“同志”与gay/lesbian：异性婚姻

国内男同成家的大致比例为：已婚、欲婚和不准备结婚的约各占1/3。刘惠的综述显示，有1/3（15%-44%）的MSM跟女性结过婚(Liu H 2006)，结婚率的高低与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大致平行，还与地区有关。

在欧美，gay在过去骗女性结婚的的事例比现在要多，但缺乏数据，请教张北川得知北欧某国为1%。即便认为，gay与异性的结婚率远低于10%，而男“同志”则十有八九会成家，中西方同性恋的成家率仍然不属于同一总体。

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对传宗接代如此器重呢？在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农耕文化中，养儿防老功能一直靠家庭来承担，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而全民社保体系中养老功能的社会化，会有助于传统观念的消解。

5.“同志”与gay/lesbian：互助婚姻

圈内专题资料显示，91%的青年同性恋知道互助婚姻模式，其中70%是通过“同志”朋友了解的，“已经”、“考虑”和“不会”进行互助婚姻者分别点2%、27%和71%。在“已经”或“考虑”者中，首位原因“家庭压力”（96.2%），但该文不同意“‘家庭压力’让我们走上互助婚姻道路”的说法，因有七成调查对象“不会”这么做，首要原因是“互助婚姻会有许多纠纷”（95.8%）。（鱼干男 2008）

将该文选择互助婚姻（29人）与选择成家（31人）加起来，则选择婚姻者已占六成。说明当代最年轻的同性恋中，①不成家者将越来越多，至少比上一代要多得多；②无论以何种方式，“成家”仍大势所趋。其中，想与同性生活者，近半仍会成家。从有八成不选互助婚姻者缘于“不希望欺骗”（父母）来看，不少人不希望在互助婚姻中欺骗父母，却会在成家时欺骗妻子，而这恰恰是个人本位文化所不容的。

互助婚姻在中西话语中表现出一冷一热。国内还有“形式婚姻”“合作婚姻”“协议婚姻”“基拉婚姻”“LG婚姻”“中国式婚姻”甚至“中国式‘同性婚姻’”等说法，亦有“支助相亲”“互助相亲”的做法，折射一种社会现象。近两年找律师咨询互助婚姻法律问题的客户明显增多，结果是让人望而却步。西方话语无此词，互助婚姻发生率几乎为零，在日常生活中却有gay与lesbian安排人工授精、“方便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等，但仍是个人本位的。反倒日韩有此词，东亚特色是也。

李银河认为，互助婚姻并非同性恋者的理想天堂。但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缓解了全球同解运动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直接冲击与撕裂，为两辈人的沟通留出更多喘息、磨合与对话的空间，可看作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一种临时性自我保护；同时，它保持了进入婚姻时主体的诚实，不再以欺骗对方之道德代价来为婚姻埋单，故文化适宜性的“条件极值”较高。

七、“同志”与gay/lesbian：主流性与独立性

性与生殖问题是考察同性恋主流性与独立性的试金石。gay/lesbian以性爱专注于社群为基石，将性与生殖相分离，摆脱了主文化牵制，奠定社群亚文化的独立性。而“同志”把性的生殖生育职能交给主文化（异性婚姻），把同性情爱留在亚文化（“同志圈”）；受主文化驱动时就认可、默许或违心接纳了主流社会传宗接代的婚姻价值观，生儿育女，性与生殖未分离，受性取向驱动就生活在亚文化中，“人在曹营心在汉”“心不在焉”在所难免。

圈内将成家当作“吃饭”，把找同性朋友当作“点菜”。即“同志”在主文化中“开饭”，在亚文化中“点菜”，饭是根本，饭熟菜香，但由于开饭时有求于主文化，“吃了别人的嘴软”，其独立性自然要受到主文化的牵制，其结果是，同志在文化上呈半独立的状态。李银河有句名言，中国曾经是同性恋的半个天堂。但这“半个天堂”用以文化半独立为代价换来的。

在西方gay/Lesbian生活在社会亚文化中，虽在边缘，与主文化的边界却十分清晰，“性爱一体”，社群紧密，独立性强，而“同志”在中国则生活在社会主文化中，身处主流而不分彼此，既在主流中找到自己，又在主流中失去自己，“性爱分心”，社群松弛，主流性强而独立性弱。当gay/Lesbian在倡导出柜和举行同性恋大游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时，华人同性社群或却与闺秀一道瞒天过海评选十大“梦中男人”，犹抱琵琶半遮面。难怪周丹一再问起：中国有同性恋社区吗？

八、男“同志”与gay：女性性行为、MSM与防艾

就男同而言，在美国（2年内）有女性性行为者占12%(Lapinski-LaFaive,M. 2004)，在澳洲（半年内）占3.8%(Mao,L. 2002)，在中国（仅3个月内就）占45.5%（Jiang,J. 2006）。澳洲有一个连续7年的动态观察，发现跟女性有性关系的gay比例相当稳定，但总的来说略呈下降的趋势，即前三年（1996-1998）约占8-9%，后四年（1999-2002）约5.5%左右。结论是：几乎没什么gay跟女性发生性关系（Hull P 2003）。而综述显示，国内大多数MSM有两性多性伴，约有一半（24%-67%）与女性有性关系(Liu H 2006)。

“同志”的异性性行为很难只从传统文化来解读。首先，跟女性有性关系的“同志”比结过婚者高17%；二是女性性伴数，大多数MSM女性伴的中位数虽为1人，但有为3人者，或有性病者时平均数是6(Liu H 2006)，且有两个及以上女性伴的比例在13.3%（3个内月）（Jiang,J. 2006）或至少19.8%（半年内）(Liu H 2006)以上，一生中当在1/3左右；三是商业性关系，MSM在半年内跟女人买性的比例却是14.3%(Liu H 2006)。

所以，关于中国“MSM是一个多元群体”的说法，在性取向方面上同样成立，即“同志”社群在同性性取向上的纯粹程度远比gay/lesbian要低得多，前者仅38.5%或53.1%（Jiang,J. 2006），后者可达85%甚至95%以上(Lapinski-LaFaive,M. 2004)（Hull P 2003）(Mao,L. 2002)。显然，中西方男同的女性性行为有不同范式（图3）。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给中国MSM防艾带来的巨大挑战却尚未被充分觉察与认识。

西方各国利用gay社区进行MSM防艾的模式是成功的，可主导人群是gay。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防艾模式的全球化在逻辑上有两大命题无法回避：①东西方MSM的社群构成是否相似或具有可比性？②如无可比性，西方gay社区的防艾经验应用到东方MSM人群中是否会有妨碍？从国内MSM人群的HIV感染率由在3-4年前的1-2%到今年的5-8%，且有三五个城市高达10-15%以上来看，男男防艾的问题我们没解决好。去年郭雅琦提到“水土不服”，今年童戈指出“食洋不化”和“假洋鬼子”等问题。

本文要提的问题是，由MSM牵扯出的男女防艾问题，因中国男同社群防艾重任根本无法像gay社群那样在MSM意义上就得以实现——我们不仅要关注男男安全套的使用，还要关注男女安全套的使用。这些问题在gay防艾模式中无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从而给原本就力量薄弱的“同志”社群防艾增添更大的现实压力与文化复杂性。

九、“同志”与gay/lesbian：亚文化PK主文化？本土化PK全球化？

中国不怎么有西方意义上的gay。自称是gay的人比懂gay的人要多。中国同性恋所面临主要问题是文化性的：环顾左右而成家，出柜一步三摇，互助婚姻雾里看花，这些对gay/lesbian来说匪夷所思的问题，在我们这却合情合理，于是“同志”在文化上就具有了独特性。

“同志”亚文化是半独立的，因其政治属性弱，主文化牵制多，生活诉求重。当然，在全球化语境中，以gay/lesbian为本位的出柜、同性同居以至同性婚姻者将越来越多，有可能在出柜问题上冲开较大缺口，而家庭本位的传统文化将不断退守被逐步侵蚀的成家底线，二者达成某种动态平衡时，其中间地带仍是折衷、模糊和不典型的。考虑到家庭养儿防老功能的社会化尚需时日，结婚生子的文化根基一时还难以动摇，个人在先出柜或先成家问题上会两难相较取其轻，社群诉求则在似是而非处不断拓扑属于自己文化适应空间，其中社会性别理念和酷儿生活方式显现出较大的回旋余地。

男“同志”在性取向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双性恋属性，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模式与gay决然不同。中国MSM防艾需求比西方gay社群任务重，难度大，文化异，故需要属于自己的文化模式来指导和推动。

（致谢：毛立敏博士、二言先生、李海峰先生与诸多知情人士对本文文献、资讯、网络调查和定性访谈的支持）

参考文献：

1.Hull, P. et al. Gay community periodic survey:Sydney 1996-2002. National Center in HIV Social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03

2.Jiang J. et al. High prevalence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Jiangsu Province,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33(2)118-123:2006)

3.Lapinski-LaFaive,M. HIV-related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mong men have sex with men:finding from Michigan Survey 2004. MDCH/DHWDC/HAPIS.2004

4.Liu, H. et al.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exual Transmitted Disease Control in China.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33(2)68-78:2006 ( 2006)

5.Mao, L. et al. Health in man: baseline data. National Center in HIV Social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2002

6.Zhou YR.Homosexuality,seropositivity, and family obligations: perspectives of HIV-infect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China.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Nov-Dec 2006;8(6):487-500

7.高燕宁.同性恋健康干预.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6:159；351-368

8.童戈.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北京.2005(内部交流资料)

9.童戈等.中国”同志”人群生态报告(一).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北京.2005(内部交流资料)

10.鱼干男.互助婚姻你会考虑吗？点.(8)12-16:2008

评论 (0)

显示/隐藏 评论

显示/隐藏 评论表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