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城市适应及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何乃柱 马明兰 白关峰 张杨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节选）

（二）实地调查阶段（2007年12月11日——2008年2月4日）

待知识准备、调查问卷和访谈设计好并经过几次修改后我们才开始了我们的调查工作。

1、初步调查

2007年12月13日－15日，到兰州市西关女校进行调查，对校长进行了访谈，下发问卷45份，并全部收回；16日整理调查问卷，甄别有效问卷。

2007年12月17日－19日，到兰州市崇德女校及香港乐施会的幼儿园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对教务主任马玉兰进行了深度访谈，下放问卷50份，收回45份；21日对问卷进行了初步整理。

2007年12月21－24日，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学校在9月底被迫解散，原因是因为办学硬件设备跟不上，目前全校100多学生已经被迫分流到附近的10多所学校中，这使得我们想在子弟学校展开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想法夭折了。后我们调查了一个分流的学生马海生，调查了一穆斯林农民工妇女XXX，调查了一因伤在家修养的马XX。

2、 对兰州大学研究生会穆斯林农民工子弟援助计划的了解与跟进

2007年12月16日，我们对兰州大学研究生会负责人、穆斯林农民工子弟生存现状调查组负责人、兰州大学研究生会青年志愿者开展的一期、二期和下一步计划进行了了解，并从中获取了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及其家庭概况等多个个案，为我们下一步的入户深度调查打下了基础。

3、继续修改和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大纲，并开展调查。

1）由于兰州市穆斯林女性农民工不同于学校中的女童，所以在开展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家访时，我们又重新设计了一份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调查问卷（大纲）。

2）设计了针对穆斯林农民工子弟援助组织——一些农民子弟学校或女校的老师和热心认识的访谈大纲。

3）2008年1月4日，课题组到崇德女校采访校长马玉兰，参观她们的办学点；

4）1月5日到8日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贫困家庭马福海等家做家访；

5）1月9日再次到女校对个别学生做访谈，并听妇女卫生与保健的专题讲座，了解讲座内容。

6）2008年1月10日，到女校采访幼儿园保健员李阿姨，她给我们介绍了幼儿园中几个家庭特别贫困家庭孩子的情况，并与孩子见面；并与女校协商在兰大寻找寒假支教研究生的事宜。

7）2008年1月12----18协同研究生会和子弟学校老师了解了柳旭娟、马智玉、法图麦、鲜玉红、马国真、马腾蛟、马晓平、马丽英等家庭，并做相关调查。

8）2008年1月19日-20日，走访研究生会和子弟学校了解了唐宁、张兰花、汪小丽、马紫薇、穆应华等家庭。

9）2008年1月21日，采访了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谢XX及该校一名老师，了解农民工子弟学校学生被分流后的学生情况、家庭情况以及兰州市边缘社区家长学校的运作情况等。

10）2008年1月22日，采访女校蒋老师，在李阿姨的带领下，到尔萨家和马琼家进行了调查。

11）2008年1月24-26日，对兰州市农民子弟爱心学校校长马继仁及该校进行了调查，并了解该校的运作情况。

（三）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农民工概况

2004年，兰州市区的少数民族常住人口中，常住回族人口98362人，常住东乡族人口4927人，常住藏族人口6304人，常住维吾尔族人口880人，其他常住少数民族人口16494人。根据兰州市民委抽样调查的数据估算，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每年约在6万人，以回族和东乡族为主，且男性多于女性。[1]

第二节 兰州市穆斯林女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与身体健康

本节关于女性农民工主要指妇女，穆斯林农民工女童放在农民工子弟的城市适应一节探讨。

一、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数量

由于兰州市政府部门没有专门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尤其是穆斯林农民工作专门统计，加之流动性大的特点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没有办理暂住证等诸多因素，致使我们一时也难以弄清楚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数量与概况。

但从2004年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聚居较为集中的西园和西湖派出所暂住人口管理办公室暂住人口登记册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略知一二：

2004年，西园街道共登记回族暂住人口442人，其中男性381人，占该街道该年回族流动人口总数的86.20％；女性61人，占13.80％；东乡族259人，其中男性230人，占88.80％，女性29人，占11.20％。

2004年上半年，西湖街道共登记回族暂住人口298人，其中男性282人，占该街道该年回族流动人口总数的94.63％；女性16人，占5.37％；东乡族142人，其中男性136人，占95.77％，女性6人，占4.23％。[2]

由此反观整个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可知，兰州市女穆斯林农民工的数量占少数，男多于女。

二、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家庭人口概况很大程度上影响其适应城市

民工潮前期，外出打工的多是农民家庭中的传统当家人——“家长”即男方，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农村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妇女”等问题。后来，民工潮出现的现象是夫妻双双进城打工，留下孩子在农村，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如今，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即举家进城又称为了民工潮的一个新现象。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万完全按照时间来划分，举家全迁的同时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村留守妇女的现象是同时并存的。课题组在对崇德女校的调查的31名学生进行了调查， 当问及“您是独自一人来兰州还是全家都来”，未作答的2人，“自己一人来”的有2人，部分家人来的5人，全家都来了的有18人。可见，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举家迁徙的比例十分大。

而就家庭人口结构而言，在受调查的31个穆斯林农民工家庭中，8口家庭的有2个（都是双亲加孩子），7口家庭2个（都是双亲加孩子），6口家庭有6个，5口家庭有9个，4口家庭有10个，3口家庭有2个（一个核心家庭，一个自己与爷爷奶奶住）。从家庭人口的数量与结构可以看出，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家庭的特点是：孩子多，家里有两个孩子及以上的31个家庭中就有29个。

课题组对这31个家庭从民族成份的角度又进行了分析，发现这31个家庭中，东乡族有18个。这18个家庭中有2个家庭人口多达8人（子女6人），4个家庭人口为6人（子女4人），3个家庭人口为5人（子女3人），7个家庭人口为4人（子女2人），综合起来这18个家庭中子女数3个及3个以上就有9家，2个子女的有9家。可见，东乡族的农民工家庭人口多又是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家庭人口结构特点中的更为鲜明的特点。

这31个家庭中有12个家庭为回族穆斯林家庭，老家主要在广河县、临夏市、东乡县、康乐县、省外；其中家庭子女有5个的回族穆斯林家庭一个老家在广河、一个在临夏；子女为4个的回族穆斯林家庭都是来自东乡县，子女为3个的5个回族穆斯林家庭中有3个康乐县，有2个子女的回族穆斯林家庭有3个其中2个来自康乐县。

课题组调查发现，人口众多以及农民工家庭收入少使得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家庭难以融入兰州，甚至连混口饭吃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穿着、家居环境、子女上学、饮食等多勉强自给自足，但无法奢求与兰州市居民的华丽的衣裳、良好的居家环境、餐餐美味佳肴、使用高档的电脑的相比，更别谈城市适应了。拿住房条件来说，课题组调查的31个农民工家庭，有12家没有专门的厨房，1家没厕所，12没有客厅，10家没有阳台，4个人表示与父母睡一个卧室，2人表示黑暗潮湿，3人不愿意作答，只要8家表示不存在以上情况。

这样的生活和家居环境使得他们在老家时“想象的美好的兰州”变成了泡沫，代之以感慨生活的艰辛，对现实的抱怨和对“城里人”的不满，在没有地方发泄的情况下，家庭矛盾就越演越剧烈。

课题组在调查的31个子女时，问她们飞父母在家是否吵架或打架时，31人中有1人不愿意作答，有2人表示父母经常吵架或打架，有16人表示父母有时吵架或打架，有12人表示父母从未吵架或打架过。而从崇德女校一些老师那里我们得知：由于伊斯兰教规定如果能公平地对待他们的妻子，穆斯林男子是允许娶二房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穆斯林妇女自己赚了钱以后就离家出走，丢下贫困的家庭改嫁去了；而一些穆斯林男子自己有了事业以后则娶二房，这对原来的家庭的影响也很大。

三、性别角色期望与规范及城市职业的性别选择使得穆斯林妇女处于十分被动和冷落的地位

根据课题组的调查以及有关学者的研究发现，兰州市外来人员的性别构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流出地社区以及民族身份对她们的性别角色的期望和性别规范；二是流入地城市对外来人员的性别选择。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在兰穆斯林妇女农民工在数量相对于于男性农民工比较少，兰州市妇女农民工数量略低于兰州市男性农民工。

在我们调查的31个家庭中，这些家庭妇女多来自临夏州的康乐、广河、东乡等县，民族成份都是东乡族和回族。马忠才郝苏民研究认为，兰州市的外来人口70%以上来自西北各地（含东乡族、回族），乡土社会对妇女的角色期望和性别规范约束力很强，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已婚妇女外处也受到许多的约束，他们更多的留守家庭、操持家务，还限制了她们获取文化资本的机会和场合，使得女性整体  文化水平略低于男性。[3] 这自然会影响他们在兰州的生存处境和家庭地位。

就职业而言，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行业几乎都被穆斯林垄断，如回收家具、烙大饼、拆迁旧房、宰羊、民俗风味小吃如清真牛肉面、手抓羊肉、烤羊、大盘鸡等，但相对于穆斯林妇女农民工而言，回收家具需要资金成本和体力，她们做不来；烙大饼需要技术活，一般人也做不来，何况她们；拆迁房屋需要体力，劳动强度大，她们也做不来，顶多就是帮工，这样收入就很少了；宰羊也需要技术活，他们也做不来；民俗风味小吃对于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相对容易些。笔者调查了大约15家清真餐馆后发现，但由于在老家她们一般只有做面食的技术，具体到做清真牛肉面、手抓羊肉、烤羊以及做大盘鸡时基本上和她们不沾边，厨师基本都是男的，而她们一般做能做服务员的工作如端盘子、洗碗、卫生清洁等工作，待遇自然比男性要低多。

而课题组对31个家庭的抽查中发现，这些穆斯林家庭不论男女，没有没有工作的很多，即使有工作工种都是三“D”型——即脏（dirty）、险（dangerous）和苦（demeaning）。如课题组调查的31个家庭时，作为父亲的他们有8个没有工作，有1个长期在云呢拿出差，13个在打工（其中1个送鸡，1个卖鸡，一个运货，一个送羊，一个拆迁，一个摆摊，一个包工头），1个个体，2个经商，2个“农民”，1人未作答。

而作为母亲的她们18个没有工作（其中1个填家庭主妇，1人在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1人未作答，4个在打工（其中一个卖鸡、一个送鸡），2个农民，2个经商。

就家庭中的父与母对比而言，母亲失业在家的人数更多，他们没有工作，只有在家里做家务。生活来源都靠自己的男人在外打工挣来，当家做决定也多是男子。

五、兰州市穆斯林女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关于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健康由于我们短时间内无法掌握兰州市所有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数量，也不能一一地对这些妇女农民工进行调查和访问，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几个个案和其他方面来窥探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健康状况。

    在崇德女校，课题组抽查了31位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当问及“你们家是否曾经向别人借过钱”时，31个家庭中有4人表示从没借过，23人表示偶尔借，1人表示经常借，8人表示不知道；而问及借钱的原因时有6人是因为家人生病，6人是因为上学，4人是因为家里过乜贴，选择其他原因有2人如做生意。此外，当问及“您的家人常生病吗”时，31人中3人未作答，3人表示没生过病，19人表示家人偶尔生病，4人表示常生病，2人表示不知道。当问及如果家人病了但不严重时的处置方式时，2人未作答，2人表示会立即去看医生，7人表示挺着实在不行再看医生，17人表示买药吃就可以了。如果“您或您的家人生了重病”时，31人中有3人未作答，14人表示要去医院看病，9人表示不愿去医院看病；而对于不去医院看病的原因，9人表示医院收费太高承受不起，5人怕耽误学习或工作，1人认为医务服务人员态度差，1人认为看病手续繁琐。

在西关女校，课题组抽查了24位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当问及“你们家是否曾经向别人借过钱？”时，有4人表示从没借过，10人表示“偶尔借”，1人表示经常借，8人表示不知道；“如果借过其原因是？”有2人回答是家人生病，2人表示是为了上学2　C，2人表示是家里过乜贴用，4人表示做其他用，如做生意资金周转不来。当问及“您的家人常生病吗？”时，24人中有1人表示没生过病，16人表示偶尔生病，7人表示常生病。而当问及“如果您的家人病了但并不严重的话，他们会怎么办”时，2人表示立即看医生，5人表示先挺着实在不行再看医生，18人表示买药吃就可以了。当问及“若您或您的家人生了重病他们会怎么办”时，21人表示去医院看病，2人表示不愿去医院看病。而“不去医院看病的原因”2人表示是“医院收费太高，承受不起”，2人表示“怕耽误学习或工作”，1人表示看病手续繁琐。

以上调查表明，作为家长的穆斯林妇女经常生病或偶尔生病的占大多数，相当多的人生了病不去看医生，主要是因为没钱、怕影响工作而挺着。

如果以上的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我们下面将列举几个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个案以获得更为感官的认识。

个案1：穆应华，今年10岁，他和11岁的哥哥及母亲住在鸽子市一间租来的12平米的小平房里，他的父亲正在服刑。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14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是他们家仅有的家具，在靠床的小角落里堆放着半袋面粉。自从父亲入狱以后，他的母亲就一直依靠卖馒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每天早出晚归，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庭。所得的收入除了交房租，就仅够母子三人吃喝。所以母亲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省出一些钱给兄弟俩置办过冬的衣服。谈起穆应华兄弟俩的学业及将来,他的母亲说:只要钱就让他们一直读下去。

   个案2：马紫薇，几年8岁，这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单亲家庭。他们的父亲在六年前因病去世。大哥在东乡老家已结婚成家，由于婚后大哥不愿承担这个沉重的包袱，所以现年41岁的母亲迫不得已带着5个女儿从东乡老家来到兰州，靠给清真餐馆洗碗和给别人洗衣服糊口。三年前大女儿由于无法忍受生活的贫困跟别人私奔了，抛弃了这个家庭再杳无音信；二女儿马红现年18岁只在乡下读过一年书就辍学来到兰州打工，由于年龄小又没有技能的马红打工并不顺利，由于老板拖欠工资，她现不得不闲在家帮妈妈做家务。老三马亚丽（12岁），妹妹马雪兰（10岁）和最小的马紫薇（8岁）均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小学，而且在同一个年级。2007年9月学校分流了她们三个上学就成了一个问题。所有这些负担全部都有他们的母亲担起。但由于身体有病，没有一技之长母亲现在也赋闲在家，等待合适的工作机会。目前家里五口人就住在半山腰不足10平米的土胚房里。她们平时的一日三餐就是馍馍，家里时常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菜，吃上绿色蔬菜和一顿米饭，对于她们来讲都是奢侈的。

个案3：汪小丽，女，8岁，家住柏树巷15号。原“农民工子弟学校”三年级学生，现在就读于柏树巷小学三年级。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汪小燕、汪小琴），分别有12岁和6岁。姐姐和她在同一所小学就读。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异常简陋，她们住在一出租的楼顶上。母女四人的“家”其实只是一间大的房子，用一块木板隔了一下，外面放几件简单的家俱，靠门有张单人床，里面的半间房子是厨房兼卧室，有张能睡两人的木板床，三姐妹晚上便睡这里。炉子前的窗户残缺不全，走进窗口，便有一股浓烈的动物粪便味。原来，“楼”下是一个养鸡场。“现在还好，夏天味道可大了”小丽的母亲说。年轻的母亲一身东乡族妇女的常见装扮，黑衣黑裤，白帽子。她从前在一家餐馆打工，晚上十点多才能回来，中午不休息，没人照看孩子，便不做了，现在正在找能下班早一点的工作。“学校说不收费，这费那费收了一大堆，一百块钱的书费，两个人就是两百。明年可能不让她们再上了。”小丽的母亲为钱的事情发愁。十一月的天气，干冷干冷的，没有钱买煤（两角五分一块），母女四人只好到外面捡些“柴”（别人丢掉的木棒、木板，树枝等）回来烧。聊了一会儿，正赶上她们一家人吃饭，母亲正在做“面片”，没有菜。三姐妹一人一碗，都没有盛满。母亲并没有吃。姐妹们吃得很香，很满足。

对以上几个个案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些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其主要导致因素有：1）单亲家庭，抚养孩子负担重；2）没有技能，打工干活收入低又很脏很累；3）家庭子女太多，孩子教育费用高；4）居住环境差；5）家庭收入微薄，有病挺着不治疗；6）家庭贫困，饮食缺乏营养。因而我们可以说，这些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健康状况确实处于边缘状态。

四、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子弟的宗教生活与闲暇生活

杨文炯研究认为，以往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家庭传承主要通过父亲的角色来实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父亲逐渐丧失了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而随着女学在兰州的兴起，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家庭伊斯兰教传统文化的传承呈现了多样化的途径。

妇女和穆斯林农民工子女常到兰州市清真寺或民间组织开办的女学班、扫盲班、中阿文女校边学习经文，边学习汉字、普通话和一些常用的日常技能。笔者在崇德女校调查了30位穆斯林农民工女童，但问及“您自己在家每天的五番礼拜都做吗”时，4人未作答，10人每天坚持做五次，15人有时间才做，3人纯粹不做。

作为穆斯林女童，按照宗教规定她们必须佩戴头巾，而身处繁华热闹的兰州，她们是否会感觉不适应呢？当课题组问及“你在下列哪些地方会带盖头”时，30人中有2人未作答，19人说只在女校才戴，6人回答在家里才戴，C商场　10人表示不分场合都带，回答“只在寺里才戴”或在商场里戴的为0人。问及“你认为带盖头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时，3人未作答，4人认为影响很大，3人表示有一点，7人认为几乎没有影响，15人认为一点影响也没有。

第二节  甘肃（兰州）地方政策与制度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的支持剖析

一、 甘肃地方政策与制度设计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的支持分析

（一）甘肃地方政策与制度设计对兰州市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的支持状况分析

关于妇女权益的保护，1994年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办法》规定要保护省内妇女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并制定了相关的奖励与处罚措施。

《办法》所提及的妇女包括女童和中老年妇女。对于女童问题在于其抚养和受教育权的保障问题。《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迫使她们辍学。对于不送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或迫使其辍学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由其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送女性儿童少年入学。”第二十条规定：“禁止招收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儿童少年做工”。但由于《办法》制定于18年前，因而未明确妇女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女童的权益保护的相关举措。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和其他农民工子弟一样在公办学校就读可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带来的实惠。

而对于穆斯林妇女农民工，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其生育问题上。2002年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办法》适用于离开户籍所在县(市、区)的住所，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或者以生育为目的，异地居住30日以上年满18周岁至49周岁的育龄流动人口。《办法》第四条规定：“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可见，对于计划生育工作，农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政府部门竟然配合得如此密切，而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保障。

《办法》第八条规定：“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与流出育龄夫妻签订计划生育合同，建立生育、节育情况定期报告制度……为育龄流出人口办理《婚育证明》……为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流出育龄夫妻核发生育证……依法查处育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行为，征收社会抚养费（即超生费）”。《婚育证明》影响到穆斯林妇女农民工进程的很重要的一个壁垒，因为“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要……依法查验和登记育龄流入人口的《婚育证明》，对不按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应当责令限期补办……检查、监督相关部门在审批育龄流入人口暂住、务工、经商等证件时核查《婚育证明》及其审批结果通报的情况……”流入地街道办和社区对《婚育证明》检查以及下文提及的农民工子弟入学要办齐的“四证”就包括有“婚育证”。因而没有《婚育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穆斯林妇女在兰州打工赚钱、城市适应甚是影响带二代农民工子弟的上学问题。

没有《婚育证》带来的恶劣影响好有： “凡未持有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婚育证明》的……(一)公安部门不得办理暂住证或常住户口登记；(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审批和审验营业执照；(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不得办理流动人员就业证；(四)房管部门及私房主不得出租或出借房屋；(五)民政部门不得办理婚姻登记和收养登记；(六)卫生部门不得办理食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七)建设部门不得审批、审验从事建筑活动的执业资格证书和资质证书；(八)交通监理部门不得审批和审验驾驶执照；(九)招工单位、个体工商户不得录聘雇用。”

由此可见，没有《婚育证》穆斯林妇女农民工几乎很难在兰州立足，更别谈城市适应了。而根据课题组调查，手头没有持有《婚育证》的穆斯林妇女还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份额。因而他们在兰州市的生活便只能处于边缘了。

（六）《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对穆斯林妇女生育与保健的支持

2002年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办法》第八条规定：“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管理育龄流出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职责：为已婚育龄流出人口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为实行晚婚晚育的或者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育龄流动夫妻，落实计划生育各项优待措施……”。第十条规定：“社区村(居)民委员会要……向育龄流动人口进行法律政策宣传教育和访视指导，提供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咨询服务”。

事实上，穆斯林妇女等农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是否真正做到以上为妇女生育健康服务的工作了呢？课题组初步了解到，她们几乎未接受过避孕节育技术服务，至于其他的妇女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培训更是少得可怜。

第三节 民间组织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的支持

2、清真女学

清真女学是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社会支持的一支特殊力量，它与清真寺或伊斯兰教有很大联系。清真女学主要以读经班和学做礼仪为主，兼以扫盲、学汉字、职业技能培训、现代城市适应能力培训如发短信、使用电脑等相结合。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杨文炯老师的调研表明，自1980S或1990S以来，女学为传统经世堂教育的拓展在西北地区城市回族穆斯林社区——Jamaat中有很大的发展。妇女清真寺、妇女经学班、妇女教堂经学班、中阿女校等是女学的具体表现。他调查后发现兰州市以西关清真寺为代表的数十座清真寺都有妇女礼拜殿，或中阿女校，或妇女经学班兼而有之。

课题组主要调查了兰州市西关清真女校和兰州市崇德女校两座女学点。杨文炯老师认为，女学在西北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回族穆斯林群体主动适应变化中的城市社会Jamaat和家庭三者之间互动变迁的必然结果，是在充满异质性压力的城市现代化激流中的文化主体的自治之明，文化传承从男人到女人，由Jamaat（单轨）——清真寺（经堂教育男学）——男人（父亲儿子）——家庭（妻子儿女）——家庭（全体成员）——Jamaat的转变。兰州市所有清真女学学员98％系兰州市籍女性。[4]

二、 西关清真寺女校

兰州市西关清真寺自1991年起就开设有中阿女校，一般有初级班（分一、二、三年级，主要对象是40-50多岁的老妈妈）、双休日班（以上班族的穆斯林妇女为主）、暑假女童班（以小学生为主），他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是伊斯兰教知识——包括《古兰经》的诵读、学习做礼拜仪式、汉语言文化、计算机等。 [5]根据校长回忆，女校建校时她就来这工作了，后来曾到过临夏工作。1991年建校时女校学院还不足10个学生，授课内容也很闲散。02年开始有了教材，最初主要是老年人，没有年轻的女孩子。

学校每年新学期开学初会招新生，其他时间来的直接插班学习。非穆斯林女子也可以来学习，但是不能读《古兰经》。妇女来了月经也不能参加《古兰经》班级的学习。

课题组2007年底前往调查时了解到，当时西关女校班级设计有全日制班（下设一、二、三年级）、老年班、讲经班、诵读班、字母班、阿语班（专门针对老年人）、汉语班（年龄不受限制）、假期班（60%-70%是社会上的学生和老年人）、周末班（主要学习古兰经）。全校约有18个班级，班级数量随着寒假、周末等而改变，寒假暑假会多一点。

目前全校学生约有300人。其中中老年人占到了60%-70%，以退休人员为主，主要是学习古兰经，学做礼拜；初中生、高中生次之；剩下的就是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大部分的学员家庭条件较好。全日制班级学院每学期收各种费用100元，半日制班级的收80元。

课程设置方面，全日制班开设英语、高中语文、阿语、圣训、伊斯兰学、电脑课、缝纫课程、信仰问答、赞词等。其他班级的课程做相应调整，主要以学习阿语和古兰经为核心。

师资方面，全校有17名老师，其中10个专职老师，7个为外聘的兼职老师。她们还十分注重培养自己的老师，学校老师很大一部分来自该校毕业的学员，此外还想其他学校派送老师。老师的工资由西关清真寺管委会发放，每月500元。

10多年来西关清真寺先后为女学投入了30多万元，有3000多名不同年龄的兰州市穆斯林女性在女学的不同班级里定期不定期地学习过。女校平时的开支主要有工资和日常的水电等花销，都靠寺里支持。在女校学院们可以留校吃午饭，一顿一元钱，菜和肉大都是由西关清真男校支持的，男校是来满拉的。全日制班级的学员还可以提供宿舍休息一下。整个学校没有运动场所，没有开设专门的生理课程，但圣训里有涉及的部分，老师会常讲到一些。

在学校里老师们要穿统一的鞋子，即到脚踝上去一点，戴黑盖头。中老年学员全部戴黑盖头，全日制班级一二年级外，其他班级的学院要求必须统一盖头。

西关清真寺中阿女校的校长马春霞在庆祝建校十周年时说：“教育好一个男人只是教育好了一个人，而教育好一个女人等于教育好了一个家庭，教育好了一个家庭等于教育好了一个社会，相信因为妇女的觉醒、参与、学习和切实地遵行，必使伊斯兰后继有人，从而使伊斯兰教门在我们这里更加发扬光大。”[6]

三、 崇德女校

（一）崇德女校概况

2007年12月至今，课题组多次来到崇德女校进行调查走访，采访了学校主要领导和一些老师，包括幼儿园的管理人员等，对兰州市中阿文崇德女校有了更多的了解。

崇德女校，全称是兰州崇德妇女儿童教育中心，成立于2004年，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西园街道办上下西园的殓沿沟。房子是租用的，主要办学点租借的是二楼的多间房子，并改装成了办公室和教室；另外，2006年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开设了新苗幼儿园，租用了六楼部分房间。整个学校没有运动场地，更别说篮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之类的运动场所了。除了六楼幼儿园有大约12平方米左右的娱乐场所和几个简单的娱乐设施外，整个学校基本都没有体育课和运动训练的内容。

根据该校教导主任马老师介绍，全校有13个班，主要分汉语班和读经班。由于一些妇女或女童忙于生计只能上半天课程，所以学校的班级又分为全日制、早班、午班（也叫半天班，因为家务忙或无人照顾，时间不够只能上半天）、周末班、寒假暑假班等。目前学生约280多人，位于二楼；学校幼儿园位于五楼，2006年刚运作。

学校资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家、董事会、平时的也贴和个人捐赠或基金会资助。崇德女校属于民办非企业性质单位，目前挂靠于兰州市民族企业联合商会，董事是马秀清。目前学校约有20多个全职和兼职的老师或志愿者老师，学校老师工资低，办公用品少。学校老师流动性很大，马XX老师在学校刚创建时任教2年，学校选派他去西北师范大学西部教育基地参加珠脑心算，现在在西北民院读成教会计，但是迫于生活压力现在走了。

（二）崇德女校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支持

目前学校没有开设技能教育，因为学生汉语能力很差。学校现在只设有一年级和三年级，二年级空缺。三年级学生能听懂老师讲的，有的一二年级的学生连老师讲的话都听不懂，所以没有办法正常上课。除了七里河区西园街道办辖区的殓沿沟外，崇德女校在九州开发区和鸽子市场还有两个分校，九州三个班，鸽子市场一个班，都是中老年妇女学习。

根据课题组的调查发现，崇德女校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读经班

读经班的开设使得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妇女和女童能在崇德女校中学习阿文，学习《古兰经》，学习如何做礼拜。穆斯林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崇德女校开设的读经班教会了穆斯林农民工妇女和女童基本的伊斯兰知识，使得她们把这些《古兰经》的约束和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着她们的行为和角色，使得他们实现了民族角色的社会化、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和宗教信徒角色的社会化。

（2）技能课

为了让广大穆斯林农民工妇女和女童能适应兰州市的都市生活，崇德女校还专门开设了一些日常技能课程，传授大家如何发短信、如何使用电脑、坐公车等基本的城市生活的常识与技能，这样使得她们更容易融入兰州市的生活。

（3）汉语课（普通话班）

崇德女校深知穆斯林农民工要想融入兰州市，或在兰州市找到自己的一块生存之地，必须听得懂普通话，最好能用普通话与“城里人”交流。为此，他们设立了普通话或叫汉语课程。课题组在马琼家调查时了解到，其婶婶普通话说得不好，但马琼和婶婶家的一个女孩子在崇德女校上学，普通话现在都比她婶婶和刚从老家来的婶婶的另一个女孩子的普通话说得好。她婶婶还说，有时听不懂还得问问孩子们，这是十分有趣的“文化反哺”现象。

（4）其他技能班

就在课题组深入崇德调查时，教导主任和校长都向我们提出了她们要增设一些技能班的想法，主要有烹饪、缝纫、文秘、电脑等。她们认为穆斯林在老家时主食主要是面食和土豆，这两样做好了在兰州市也能混口饭吃，所以她们觉得教会学员烹饪技术十分重要。而缝纫则是作为女性穆斯林以后成家必须掌握的一门技术，文秘和电脑班的设想则是希望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农民工子弟毕业后能有更好更多的技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不必“女大十八嫁”。

事实上课题组在调查时，老师和校领导也向我们反映了一些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尤其是年龄大约16-18之间的女孩子现在读的是大班，是崇德女校的“高材生”，目前她们已经开始有骄傲自满和桀骜不驯的态度出现，自认为和老乡以及同龄女子相比自己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很了不起。但马校长认为她们仍然没有走出传统文化对她们的规范，17、18岁就结婚嫁人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她们一直期盼着早点毕业出去成家，这让校长很头疼。其实马校长是希望她们能往更高更好的未来发展，但目前她们就开始抵触任课老师，常与任课老师作对，厌学和逆反心理开始出现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她们适应都市生活失败的体现，她们并没有完全能融入兰州市的生活，改变自己或传统文化对自身角色规范，没有看得更远。

（三）崇德女校对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及其子弟健康的支持

崇德女校的驻地是租借的住房，位于二楼和六楼，她们没有运动场地，因而她们的课程中没有体育课的安排。除了幼儿园有娱乐或游戏课程外。因此通过体育课程来增强学员的体质的想法在崇德是不可行的。

课题组调查后认为，崇德女校女穆斯林农民工及其子弟健康的支持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1、健康讲座与培训

崇德女校所谓的健康讲座和培训主要包括女性生理健康、饮食与健康以及心理卫生等几个方面。心理卫生方面，曾多次邀请过大学老师前来培训如西北民大教育心理学老师，主要讲一些营养搭配，卫生与健康等知识。

课题组第三次来到崇德女校调查时，恰逢她们邀请了一女医生为全体学员（幼儿园除外）讲课，作为男同志的我只好避之于门外而叫一课题组女成员进入现场聆听和录音。这次崇德女校邀请的是一个穆斯林医生，以前曾是某医院的妇产科大夫，主要为学员讲授的是女性的经期以及一些身体不适的反映症状的原因和表现等。

通过讲座，许多学员尤其是穆斯林农民工第二代子女中的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让她们明白有些东西是身体成长的表现并不是什么大病，这让处于青春期的她们的躁动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和，利于她们在都市兰州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