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两个极端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个极端”，不妨先走一走：

一是2005年出的一本名为《中国同性恋研究》的书，上面有一章就叫做“同性恋的防治”，有一节就叫做“同性恋的预防”。这代表的是一种观点。

二是去年底，我曾拜访沪上一条“同志”热线，不巧遇上其接线员在开例会，谈到一位母亲来电咨询同性恋的治疗问题，记得有位接线员是这么回答的：“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同性恋治疗是徒劳无功的……”。这代表了另一种观点（把其中的“治疗”换成“预防”即可）。

于是，产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同一问题，两种取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对此，您怎么看？

“灰色区间”

六十年前，金西在《人类男性性行为》中就定义了这样一种“区间式存在”：

完全    多数              多数    完全

异性恋  异性恋   双性恋   同性恋  同性恋

|        |         |        |       |

1       2        3        4      5

也就是说，人群中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比例呈某种区间式的分布。当然，肯定不是均匀分布，更不是正态分布，而是一种偏态分布。据说在人群中，“完全同性恋”者约占2-4%，“完全异性恋”者约占53-54%。既然如此，处于二者之间的人，其性倾向就不是那么“绝对”和“完全”了，而是处于某种“灰色区间”中。

在我看来，对于“完全同性恋”或“完全异性恋”来说，任何的“防治措施”都将是徒劳无益的。但这不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全部内容，否则写到这里就该搁笔了。今天想着重谈的是，对那些性倾向“不完全”或“不绝对”者，即处于“灰色区间”的人来说，可能占人群中40%或多一些吧，其性倾向到底能不能“预防”和“治疗”？

社会化

假定“完全同性恋”或“完全异性恋”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就说由“本质论”所“决定”吧。假定处于“灰色区间”的人则受后天因素影响较大，且说主要由“建构论”所“决定”吧。那么，就可以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

既然处于“灰色区间”的人存在后天建构的可能，那在理论上来说，其生长发育、成长成熟、成人树人期间，会生活在复杂多变、千变万化的个人社会化进程中，那就很难只有一种模式可套、一种规章可循、一种性取向可建构了。

在茫茫人海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发自内心地想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主动求医，虔诚配合治疗，结果真的就治好了？有没有——不要多，就一个？我想，是有过。于是，有谁还敢说，性取向是不可治的？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黑箱：因为它的存在，就曾经成功地预防过一个非意愿的性取向的产生，因而减少了属于某种性取向中的某一个人，让其总人数从此减掉了1？有没有——不要多，就一个？我想，是有的。那么，谁还敢说，性取向是不可防的？（反过来也一样，既然这个黑箱能成功地产生过某种所需的性取向，那去除这个黑箱中该性取向的产生机制，不也就能“预防”了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君不见，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性取向方面的“革命意志”薄弱者。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时，只要有“别有用心”的“阶级敌人”在旁边用“糖衣炮弹”腐蚀腐败，胡萝卜加大棒，天长日久，逐步形成某种正反馈“激励机制”，水滴穿石铁杆磨成针，怎么就可能不产生一位“蜕化变质分子”呢？不要多，只一个？

当然，也会有“革命意志”刚强者，任凭电疗化疗老虎凳，打针吃药吊盐水，“厌恶疗法”生理催残，肉体精神威逼得诱，却坚贞不屈不改初衷，有如李玉和、李奶奶视死如归上刑场，“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泰山项上一青松？

反之亦然

在茫茫人海中，有没有这样一位性取向患者：其大夫说已经将其“性取向疾患”给治好了，为此发表过科学论文，论文的治愈率的计数资料中就包括了他这位“康复者”，而与此同时，这位“已被治愈”的“患者”却仍在外面“搞同性恋”，却告诉大夫和家人自己“已经康复”了？有没有——不要多，就一个？我想，是有的。

同理，大千世界里也会有过预防非意愿性取向失败的例子。至少有一个。

有点拗口。

说白一些，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有没有可能”的问题——“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性取向是“有可能”治好的，正如它“有可能”治不好。

性取向是“有可能”预防的，正如它“有可能”防不住。

二者是一样的道理——要么一样的正确，要么一样的荒谬。

这是一个问题的四个方面。所以，只要你立足于有偏资料，立足于某一方面，无论有意无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自然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格局。矫枉过正不算。

Q&A

而下一个将要遇到的问题是——可能性有多大？你不妨自己展开一下，必有收获。

事实上，面对性取向这样连“成因”都没怎么搞清楚的问题来谈“防治”，就有如让医生去防治一个连“病因”和传播途径都没搞清楚的疾病，实在是勉为其难。所以，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在“性取向防治”问题上，与其说是临床上的“救死扶伤”，倒不如说是借医学之名在履行社会控制职能。如以科学精神拜读某些“论文”“大作”，有时竟宛若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有人问起“同性恋能不能预防？”，我当时的回答是“防不胜防”。

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全面，因为说到底，随着医学和现代科技的进步，在一个连抑郁症的基因都能定位的时代里，要确定性取向的基因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总会有“防可胜防”的那一天，真会有医学高科技到把什么都能当“病”来医的那一天。果真如此，人类就能够仰仗某种“优生”霸权，去掉某段非意愿性取向的基因，从而成功地“防治同性恋”了吗？就有如去掉某段抑郁症的基因后，就可以让全人类天天都生活在“欣快感”中，从此无忧无虑“幸福生活万年长”了吗？

带着这个问题，前不久遇到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的黄盈盈博士，私下讨教：“话说回来，同性恋是有可能预防的？这该怎么理解才好？”没想到，她的回答竟是如此干脆：“问题是，你为什么要预防同性恋？难道就因为你看不惯，别人不合你的道德价值判断，或出于‘为了他好’的崇高责任感，你就可以去‘预防同性恋’了吗？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了吗？”

黄盈盈的问题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剪牛仔裤

那是在卅多年前广西的一个县城，县城不远处有一家砖瓦厂，砖瓦厂的书记是一位“老革命”，抗战入伍，劳苦功高。那年冬天，县里刚刚流行牛仔裤，可这位老干部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也看不惯，看不顺眼厂里这些穿牛仔裤的年轻人。怎么办呢？他想出了一损招。

那个时代，生活的确比较清贫，但过年过节时，单位里往往就在自己的鱼塘里打鱼，分给职工或食堂加菜，大家也为此忙得不亦乐乎，毕竟这也是一年中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之一。于是，这位老先生就把穿牛仔裤的年轻人分派到鱼塘里打鱼，而且往水深一些的地方赶。可是，牛仔裤的裤筒太小太窄，水深一些后，裤脚根本就卷不上来了。

于是，他老先生来了，拿一把大剪刀，把裤脚卷不上来的年轻人的牛仔裤就从下面剪开了。老革命摆在那，小年轻敢怒不敢言。那时工资低，年轻人买一条牛仔裤也不容易。可人家老书记大剪在握，谁敢不服，乱说乱动？再说了，虽然厂规里未必有“不许穿牛仔裤”（属奇装异服）这一条，但众人皆知，人家老革命还不是“为了你们年轻人好”“恨铁不成钢”吗？

“墨镜理论”

刀剪牛仔裤与预防同性恋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信，你把黄盈盈的问题换过来看看：你为什么要剪它？难道就因为你看不惯，或“为了他好”，你就可以剪别人的牛仔裤了吗？

我们还可以接着黄盈盈的问题往下问：你有什么权力要预防同性恋？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力去预防同性恋了？

有人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所以，时常会对同性恋者提这样的问题：你真的对异性一点都不动心吗？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才使你变成同性恋的？说得白一点，那是在问“你到底是怎么变成同性恋的？”说得文气一点，那是在问“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面对这种“预设有病”的“墨镜理论”，周丹律师反问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才使你变成异性恋的？要研究同性恋的成因是什么，需先搞清楚异性恋的成因是什么。

谁能回答周丹？

结语

如果同性恋是可以预防的，那异性恋也是可以预防的。

如果同性恋是可以治疗的，那异性恋也是可以治疗的。

反之亦然。

（高燕宁，2008年4月16日）

评论 (0)

显示/隐藏 评论

显示/隐藏 评论表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