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你认为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同工同酬吗？

是的。

那你是女性主义者。

不，我不是。[①]

如果女性主义者不是主张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女性主义者呢？女性主义又是什么？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者这个标签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也越来越难以说清楚了。也许正是因为说不清楚女性主义是什么，才不愿意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

一、“女性主义”释义的困境

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或标签，其含义的发展有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简单化，另一种是复杂化。

（一）简单化。当女性主义被看作是一种争取男女在教育、就业、分配、选举等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时，它的含义似乎是明确的，人尽皆知的；2000年，我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妇女与社会研究中心访学，当我对一些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进行访谈时，对于什么是女性主义的回答，大多是在上述含义上的。女性主义在此含义上的解释似乎很固定很明确也很简单。在美国，女性主义被在第一种倾向上解释时，它似乎已成为了历史。18世纪末的女性争取就业、教育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平等权利的运动，劳工阶层的女性争取同工同酬等，被认为是早期的女性主义。20世纪初女性争取与男性享有平等的选举权的斗争，是女性主义在争取政治权利方面的一大发展。无论是同工同酬，还是拥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和选举权，女性主义在此的含义是清晰的，那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

但是，这层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似乎已成了历史，因为早期女性运动所争取的权利，所为之奋斗的目标，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在美国，现在大多数年轻女性正在享受女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她们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又使她们的就业机会并不逊色于男性，她们正在教师、律师和其它一些原来男性就业者占优势的行业中尽情展示她们的风采。她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到大街上去游行，因此，女性主义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已经不再需要女性主义者了。

而现在，女性觉得她们已经得到了她们所要的，她们已经拥有“盛大的婚宴”。不是所有的女性，但却是大多数女性。当然还有贫穷的女性，但在这个国家里，上层的女性已经觉得她们与丈夫是平等的，有许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女性她们在经济收入上与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

如果女性主义意味着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那么“女性主义”这个词在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属于历史，历史上有女性主义者，但今天已经没有了。因此许多女性都不再愿意被称为女性主义者。但今天当我们仍然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时，它包含的意义显然远不止于此。否则，不会出现本文开端的那种现象，即，那个主张男女平等，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男女同工同酬的人，却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

对于美国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来说，与“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最密切相关的联想，除了它最初具有的争取平等社会权利的意义之外，就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蓬勃兴起的妇女运动。如果说，上述对“女性主义”的阐释过于抽象化的话，那么二十世纪60-70美国那场妇女运动则赋予了“女性主义”以最生动也是最清晰的阐释。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女性运动，女性们在与父权社会作斗争，为自己争取各种权利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与男性对立的情绪。为了争取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甚至主张女性不戴文胸，不刮腿上和胳膊上的毛。这种现象不仅是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最极端的场景，它甚至成了女性主义的一种象征或写生，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者是那些不戴文胸，不刮腿上和胳膊上的毛的妇女，是那些仇恨男性的妇女，女性主义者是那些失去了女性魅力并且很男性化的妇女。这种象征意义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美国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对“女性主义”的看法，它也使得许多女性，即便是从事女性研究的女性，对“女性主义”标签心存畏惧，不愿意被误解成憎恶男性的人，或，不愿意被误解成丧失女性特性的人，于是，拒绝“女性主义”标签。

对60-70年代的妇女运动有一种误解，认为她们是憎恶男性的女性。她们所有的举动都是针对这个她们称之为父权社会的社会。我想当代的女性有许多不愿意看到她们自己承担这样的角色。

对美国女性主义运动这种带有极端性的象征意义的误解，也许并不是当今一些人拒绝女性主义标签的主要原因。女性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90年代，也就是说，当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在二十世纪90年代仍然在被运用时，它的含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上文所述的那种简单明了的意义。

（二）复杂化。当女性主义被纳入多元文化的氛围，置于各民族种族、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时，它便瞬间化为碎片，对于它的理解就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倾向，人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白人的女性主义不能代表黑人的女性主义，东方的女性主义有别于西方的女性主义，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不能作为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人群的女性主义的代表，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有区别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女性主义呢？于是女性主义似乎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了。

现在已经不可能谈一种女性主义了，女性主义成了多元的，它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时期。

如果说二十世纪70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还倾向于一种对全球女性问题共性的认同、喜欢强调女性的共性的话，那么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人们渐渐地开始关注不同种族、不同社会阶层女性的差异性。但当黑人女性提出，这些都只反映了白人中产阶级的利益需求和妇女现状，并没有反映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以外的其他妇女的愿望以及她们的生活现状时，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明确含义的术语其存在价值受到了挑战，因为如果它仍局限于最初的含义，停滞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范围中，那么女性主义这个词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产生的，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它的历史使命很快就结束了。美国著名黑人作家爱丽丝·沃尔克在1983年就曾提出抛弃“女性主义”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如果在当今仍然要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那么就必须在它之前或之后加上许多界定性和阐释性的前缀或后缀，诸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或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等。后殖民女性主义（Postcolonial Feminism）是一种文学批评，更是一种文化批评，它是指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中女性主义视角与后殖民主义视角的结合。后殖民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是对霸权文化的判，对在传统文化中处于权威地位的势力提出质疑，无论它是帝国主义文化还是父权文化。在解构霸权叙述，瓦解传统权威方面，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相互关联、相互重叠、交叉。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是建立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基础上的，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以及巴巴拉·哈尔洛(Barbara Harlow)、米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海泽尔·加尔比(Hazel Carby)的理论思想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殖民女性主义强调与欧美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区别，强调种族与性别问题的关联。正如安尼·麦克科林洛克所说，种族、性别和阶级并不是相互分离的领域，并不是彼此隔离的…… 它们的存在是以相互间的关系为前提的-----即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对抗或相互冲突的[②]。性别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是与种族、阶级相互关联的。这是后殖民女性批评区别于欧美白人女性传统中的性别批评的独特视角。较有影响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有非洲的克里斯丁·奥伯(Christine Obbo)和波伊斯·戴维斯(Boyce Davies)、斯里兰卡的库玛里·加亚沃德娜(Kumari Jayawardena)、印度的C·莫罕迪(Chandra Mohanty)和Ｖ·佩特尔(Vibhuti Patel)和加勒比的卡洛琳·库珀(Carolyn Cooper)等。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发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女性，尤其是那些来自前殖民地国家的少数族裔人群的声音，它们关注的是白人中产阶级以外的人群，目的是在张扬差异。萨拉·苏勒里（Sara Suleri）在她的《女性皮肤深处：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状况》中说，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连接在一起组成的术语，将强调女性之受压迫，增强女性声音中的种族成分，因为这个术语中含有特定的隐喻成分。萨拉·苏勒里认为，把后殖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有可能会使“女性主义”这个术语成为一个在认识论上更为开放的术语。 她说，对于后殖民术语的这个再创造开放了它在认识论上的多种可能性，使它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术语。一方面，它使一个文化移置性的词汇存在，而这个词汇又把后殖民的术语从民族历史的局限性中解脱了出来，但另一方面，她也认识到这种混合术语的产生可能会给其相关术语的界定带来更大的困惑。她表示，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个术语使后殖民主义又面临着这样的威胁，即它有可能在文化混合中因抛弃了固定位置而变得模糊不清[③]。

女性的性别身份与其种族身份的关系、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在90年代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强调，在美国，非洲裔美国女性强调她们的黑人女性身份，在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女性的特殊性也受到了强调，她们的经历既不同于白人中产阶级，也不同于非洲裔美国黑人。在亚洲，印度女性、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也有着差异，也不是仅仅用亚洲女性主义就可以涵盖的。于是，女性主义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下，也走向了多元，甚至正在散成碎片——这或许就是女性主义的第二种极端性的解释。这种极端性表现在，由于任何一种加上前缀或后缀的女性主义都指代着一种群体，而群体往往强调的是群体成员的共性，而难以表述个性，因此，女性主义如果要强调差异，那么它最终只能从群体走向个体，每一种声音都不足以代表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它所代表的只是个人。换言之，即便加上前缀后缀的女性主义标签都已经不具备清晰明确的指代意义了，更何况笼统的女性主义标签？！

我发现美国女性主义已经从内部解构了自己。对于传统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有那么多。我不认为有一种有足够整体性系统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从美国输出并产生强大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有一种企图或努力，想把传统的女性主义所未覆盖的人群组合进来。斯比瓦克的文章“从属阶层可以说话吗？”民族主义是重新禁锢妇女的武器……最终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用一种理论去涵盖一切是危险的。现在西方的女性主义者越来越不愿意谈论中国妇女。朱利叶·克里斯蒂娃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女性的书，受到了一些批评。周蕾（Rey Chow）指责克里斯蒂娃在描写中国妇女的美丽时并不理解中国的社会环境，她更没有看到其背后的贫穷。在西方女性主义被解构的形势下，西方学者越来越不愿意谈论他们不了解的其他文化中的妇女状况，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必须为代表她们自己负责。在整个女性主义的对话中，中国女性是少数，西方学者依然占优势。如果一个中国女性来谈论中国女性，她似乎代表着中国妇女群体，包括少数民族，但是事实上她依然剥夺了她们的声音。因此，情况很复杂。有更多的声音固然是好现象，但是似乎谁也不能说话了，因为你谁也代表不了。

在“后”学泛滥的今天，偶尔也会看到“女性主义”的前面被加上了“后”字。后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已经过去了，后女性主义是对女性主义的超越。

在本质上，我认为后女性主义是贬义的，它至少有两种含义，一种通常的含义是，妇女们把她们的背转向了作为妇女运动的女性主义（术语），说我们挣的与男人一样多，我们不再需要女性主义，因为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女性存在问题，但我们回避使用女性主义这个词，我们喜欢谈论女性，但不喜欢谈论女性主义。我们不应该把女性看作一个整体，而应该把她们看作一个一个个体。

然而，后女性主义并不是全新的、不同于女性主义的名称，至少在字面上理解，它仍然与女性主义有着传承关系，即便是超越也好，发展也好，解构也好，依然无法回避“女性主义”这四个字。

二、“女性主义”的学科困境

也许还有更多的理由拒绝女性主义的标签。除了种族、阶级等身份政治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学科的划分也一直是女性主义面临的又一项严峻的挑战。

当我们说女性主义正在散成碎片时，不仅意味着女性主义正散入不同的种族、民族和阶层，还意味着它被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中。人文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历史批评，社会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等都在从各自的学科视角进行女性研究，此外，还有各种不同哲学和文化思潮对女性主义的不同影响，形成了女性主义的各种不同流派，就当代美国而言，女性主义的流派就林林总总，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派女性主义等等。尽管，女性主义或女性研究正在努力形成自身的学科特点和规范，在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的大学中也在尝试开设女性研究的课程，编制女性研究的教科书，设立女性研究的学位点等。但女性研究，就像其它一些跨学科的新学科一样，它自身的定位总是游移的，不断地受到来自其它学科甚至是来自自身的质疑。2000年，我在纽约城市大学妇女与社会研究中心进修，那里的女性研究教授们来自各个领域，文学、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等。她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卓有成就，而女性研究则是她们本学科研究的一个延伸或一种研究视角。她们在中心都承担有特定的女性研究课题，也就是说，是这些女性研究课题把这些不同领域的教授组合在一起。她们在从事女性研究课题的同时，仍然从事自己原来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随着课题的更换而更换。从中也可看出女性研究如果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的话，它比一些传统学科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要逊色的多。这些教授们几乎没人用女性主义教授或女性研究教授这样的称谓，她们依然延用自己原来学科的名称，如文学教授，政治学教授，等等。

尽管女性主义被分散在各个传统的学科，但其在各个学科中的发展还是有所不同。相比较而言，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社会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是相当活跃的。就其研究对象和课题设置而言，似乎社会学领域和政治学领域的女性研究与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更有传承性，比较强调和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等，它也是受身份政治影响较深的研究领域，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表现出更强烈的学院化倾向。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使得女性主义在研究的层面上也渐成分道扬镳的趋势。比较而言，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女性主义更为务实，更为接近社会实践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则有一定的隔膜。

如果试图给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个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一定不会直接进入到“男女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机会，同工同酬”的层面，尽管在其延伸层面或许还会看到这些有着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的主张的身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阅读和写作的批评理论”[④]，“正如其它批评方法一样，……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既是阅读又是写作，既阐释作品又独立地创造意义。正是通过独立自主的写作活动，以及面对这种活动产生的焦虑，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才既是阅读又是写作，既是对作品的阐释又是独立地创造意义。”[⑤]这些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界定和说明，很容易给人留下一种印象：这种女性主义与那种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不是一回事；或，很容易使人莫衷一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女性主义吗？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盛在美国大约是二十世纪60-70年代女性运动高涨的时期，在中国，则是在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是被女性知识分子所掌握，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它都带有很强的学院色彩。在美国，活跃在70年代的女性研究领域的大多是文学研究者，她们将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延伸，从学理的角度研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从阅读女作家的作品，分析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角度，研究女性写作是否与男性写作有所不同，对男性批评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引导批评界关注一些以前很少被人、尤其是很少被男性批评家所注意的女性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出一种与男性批评迥然不同的批评态度，那就是当男性强调批评的客观性时，女性主义批评却张扬文学批评的主观性或个体性。

我是从自传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的，不象早期那些男性批评家那样似乎他们完全是客观的和公正的，没有特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关怀。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的生活是怎样的，这些是我要读的书，并且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曾经在美国女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社会学角度的女性主义的单一性，并以其在学理层面的研究成果为女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提供了可能性。但是，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的进一步拓展，它也呈现出与社会越来越远的趋势。克里斯蒂娜·霍夫·索默（Christina Hoff-Sommers）在她的著作《谁偷走了女性主义：女性如何背叛女性》（Who Stole Feminism?: How Women Have Betrayed Women）中指出，女性学者把女性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越来越理论化。这些学者在文章和著作中使用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学术用语，一种使一般读者感觉及其陌生的语言和词汇，导致了读者越来越少，从而削弱了女性研究的社会影响。克里斯蒂娜·霍夫·索默的观点也许只是针对一部分学者，但至少这一部分学者的这种研究将女性主义推向了极端学院化，使女性主义成为知识女性相互之间把玩的工具，疏离了社会上其它阶层的女性，于是，即便这些学者自己不拒绝女性主义的标签，别人也很可能拒绝给她们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

三、“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困境

正如女性主义是多元的，拒绝女性主义标签的理由也是多元的。在中国，女性主义这个词一直有着“舶来品”的嫌疑。中国自己有“男女平等”的口号，却没有“女性主义”一说，而女性主义作为舶来品，倒是有其源头。它的英文原文是Feminism，最初在中国被译成“女权主义”，后来觉得女权主义在字面上有点不忠实原文，或者有点与男性抗衡的嫌疑，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女性主义”这种译法。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被大量译介进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盛也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从那时候开始，西方大量的女性主义著作和论文被翻译介绍进中国。较有影响的有：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 》）和《》（《Memories D’une Jeune Fille Rangee》）、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多莉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玛丽·沃尔史东奎瑞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妇女权利的辩白》（《The rights of Women》）、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 Our History, Our Future》）等。此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名文《自己的房间》、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和G·C·斯比瓦克的《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⑥]等文章也在那时被译介进中国。因此，女性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西化的倾向，另一种是学院化的倾向。在中国，女性主义这个词，以及这个词的含义和发展，都是掌握在知识女性手中，它在社会上的影响远不及土生土长的“男女平等”的口号来得深入人心。随着女性研究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女性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和文学批评领域越来越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当女性主义或女性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以妇女就业、妇女教育、婚姻家庭、吸毒犯罪等为关注点时，在文学批评领域却以阅读和写作及其相关的批评理论为中心。一个表现出强烈的务实倾向，另一个则固守学理层面的研究。在外观上形成了两种女性主义的局面，或许还有更多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中国也正在散成碎片。而当各种不同倾向的女性研究面对西方女性主义时，随着民族意识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觉醒，它们又联合起来成了“中国的女性主义”，以避免女性主义作为“舶来品”的尴尬。两年前，在上海一次国际性的女性研究讨论会上，当一位美籍学者质疑中国学者在女性主义概念上的不纯正时，一位中国学者站出来说，我们不需要美国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女性主义，中国有自己的女性主义。是的，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情，有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女性主义在中国一定是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有差异的，无论是对于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人来说，还是对于从事社会学领域的女性研究的人来说，都岂能用一个舶来的“女性主义者”的标签来穷尽？拒绝“女性主义”标签，在中国有时候也带有拒绝洋货的味道。那么，“中国女性主义者”的标签可以接受吗？接下来的问题又复杂了，一位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学者可以被称为“中国女性主义者”吗？她能够代表中国56个民族、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说话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当然，被拒绝的标签不仅仅是“女性主义”标签，凡是带有身份论定因素的标签在当今都有可能遭受被拒绝的命运，例如，女性作家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有人不愿意被称为“女作家”，女性知识分子有人不愿意被称为“女高知”，出生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的亚洲作家有人不愿被称为“亚裔美国作家”，等等。

（女性主义）把作家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局限化了。比如，有人说我是亚裔美国作家，是的，我当然是，但这就是我的全部吗，我不要被贴上任何标签。

当身份政治关注于群体的身份特征时，也引起了社会上一种对身份政治的逆向思维的产生。人们宁愿强调他们或是单个作家，或人类作家，不希望以群体划分，将他们局限在某种特定的身份上，尤其是当这种身份所带来的联想是令人不愉快的，或者是受歧视的。因此，拒绝任何标签对他们的身份限制，这些标签中，当然也包括女性主义。

然而，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女性主义”这个术语，这个词。它并没有随着早期西方女性运动的逝去而成为历史，也并没有在多元化的解构下分崩离析。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是论述语言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还是在谈论历史时无法回避的事实，都无法拒绝它。总之，女性主义还在延续，女性研究也还在延续。当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标签，无论是把它贴在人的身上还是贴在所做的研究课题上，它也依然在表明一种身份，一个人的某种身份和一类研究的某种身份。有很多标签，不是你愿意贴就有人给你贴上，不愿意的话别人就不给你贴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如何来看待女性主义，作为术语，或作为标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女性主义被解构，被化成多元的分散的女性主义时，既是女性主义的传统含义受到挑战的时候，也是女性主义重新界定自己的契机。重新界定，并不意味着重新赋予女性主义以某种固定的含义，而是将它的发展、演变和分裂看成它的一个特点，把女性主义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术语。动态的特征使它可以贯穿历史和现在，开放的特性使它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文化、不同阶层对它的不同阐释。

同样的术语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它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对于女性主义的阐释，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就文学批评而言，它比较关注于女性的形象或象征。而社会性别理论则解释社会文化……因此，我们应将女性主义放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理解。关于女性主义的解释是开放的，这个术语的含义是发展的……女性主义是进化的。

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你的女性主义与我的女性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女性研究的标签也许比女性主义更好，等等，这些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对于一个发展中的术语来说，没有一种解释是可以穷尽其含义的，对于一种标签来说，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妇女研究，它都有它无可避免的局限性。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那个贴有“女性主义”标签的空间，一个由不同声音构成并共享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相互聆听、彼此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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