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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渗透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不仅在材料整理和归纳上差距显著,在分析方法和认识理念上的落后恐怕还要更大。 白馥兰《技术与性别》雄心勃勃地全面介入,讨论“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即大约明末和清代这段时间;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技术;用女性视野,最后落实到性别分析上。它不是单纯的技术史,也不是女性史,而是一本综合性的文化史。我们只有带着多重眼光和现实问题意识来看这本文化史,才可能有些真切的感受。 ReadNews.asp?NewsID=1542
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一系列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乃至“叛逆思想”。但是,这些新的因素,包括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能正常发展,而是经历了一个“中断。夭折、再继承”的曲折道路,但总的看,并未背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明清商帮的发展,并未实现资本主义生产,也未实现市场经济,没有现代化。人清以后,政治和经济上的逆流太多,一直不能出现制度性的变革。顺治的禁海迁边,康熙的紧缩政策、市场萧条,都是逆流。愈是盛世愈保守,乾隆是最大的保守派。兴文字狱,明末以来的启蒙运动全被扼杀;一口通商,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闭眼不看世界。道光的市场危机,又是一次大的经济逆流。-----傅衣凌<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
《技术与性别》分成三个部分。
1.从中国传统建筑结构,讨论空间中的政治权力和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建筑史比较关注宫殿、寺庙、宝塔等建筑,因为这些建筑保留下来较多,又往往是精英居住和活动的空间,或者是面向公众的开放空间,从中可以解读出更多政治象征。这些建筑的设计技巧上也多有创新,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建筑理念。 而民居实在太普通了,哪里没有民居,修建的材料和技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其实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普通市民的生活和表达都是被压制的,排除在正统文献和主流观念之外。所以要研究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实在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好在我们还有大量民间文学,还有私人笔记,有图册、账本、案卷、田据、日记、书信,再加上日用器皿、古玩,以及地下发掘出来的墓葬、殉品,各个方面汇拢起来,就可以一块一块大致地拼贴出古人的生活。 按照建筑规范,一般房子呈方型,坐北朝南,左右对称,前厅后堂,东西两边厢房,围抱院子。而四周也都有高大围墙环绕,一方面是安全考虑,一方面也和隔离邪气围聚风水有关。大门一般会精心设计,正厅的屋脊则应该是整幢房屋的最高点。 白馥兰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到,中国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祠堂、炉灶和卧室。中国民间传统多半认为,家里住的人应该包括生者和死者,风水中亦要区分阳宅和阴宅,而祠堂正是联系生人和死者的中介。死去的人突然就会有极大的法力,会保佑或者干预生者的日常生活,捉摸不定。故而祠堂必须放在主室里,朝向院子,祖宗牌位每天接受屋子主人的敬拜。而女人,无论地位身份,一般 都与此无缘。 但在灶房里,女人的作用就要大得多。我们从文献里不难看出,为全家人(包括死人)烹饪食物是很多地方女人的天职。女人常不被允许接触一些带有宗教和神秘含义的器物,也不被允许进入一些神圣空间或者公共空间。但烹饪被认为是世俗的活动,而且劳动极为繁重,所以不大可能完全脱离女性的帮助。当然灶上亦有灶神,他会监督女性的贪吃、放荡或者对长辈的不敬。女性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看仍然受到规制和约束,很难在这个狭窄空间里获取更大自由。 “食色,性也”。除了关系饮食的炉灶以外,另一个核心空间就是卧室。这是涉及家庭再生产的核心区域,妇女在这个区域的地位也有了微妙的不同。妇女多半时间会呆在卧室内,而男性白天不应该呆在卧室里,即使晚上也未必回到这间卧室。所以从环境布置到细节安排,妇女一般都比男性掌握更多主动性。而卧室里的核心设施——床,一般更是由女方陪嫁过来的,而且女方嫁过来以后还一直拥有床的所有权。由于床具有特殊性,我国古代的床往往特别大,特别讲究,结构复杂。除了孕育后代之外,女性的很多日常活动诸如读书、弹琴、缝纫等也在床上展开,所以我们能从床这个特殊象征中体味出丰富的含义来。 祠堂是女性的禁区,卧室是女性的领地,厨房是女性必须谨慎劳作的场所。其他区域的规制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但总体来说还是排斥女性的,特别是有男性活动时,女性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比如书房是给男性阅读、写作和休息用的,女性不应该随便进入;花园亦是如此。戏曲《牡丹亭》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福柯早就指出,权力的作用,可以通过有形的工具实现,也可通过无形的工具实现,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加强控制。房屋的建筑模式暗含了对女性的控制,而劳动分工则强化了这一层意味。 尽管古代妇女很少直接参与房屋建筑的搭建,但她们在家庭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建构上发挥了较多的作用,包括妇女在诸如烹饪、织布和小孩喂养之类的日常生活,尤其在孩子的生活与成长中,经由父母的待客礼节、传达信息的惯例以及日常事务的处理,从而对其自身性别身份的认同。
2.古典的经济史分析,讨论小农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劳作中的性别分工; 一般认为女性的体力稍弱,不适应田野里的体力劳动,所以都默认“男耕女织”或者“男主外、女主内”的生产模式。与一般的经济史家的不同,技术史出身的白馥兰敏锐地意识到“布”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 内闱不仅仅是妇女生产活动的场所,也是性别隔离的场所。从织布技术到管理技巧,从简单的纺织品到高级图案织物的制造,都构成为宋代妇女的知识领域。叶为当时国家财税和家庭经济做出了贡献。 纺织技术这一原本属于家庭技艺的日常技术,一直到宋代,粮食和布的生产都处于严格的管制之下,人们往往被迫种植桑麻和从事纺织劳动。自宋代到明末逐渐进入公共领域以后,便逐渐由男性所主导。这一点同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技术领域发生的变化有类似之处。白馥兰将其放置在与商业化、社会化的技术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时还说明了家庭技艺转化为社会化、商业化技术过程中,伴随着的女性主导地位被逐渐边缘化的过程。 而这种生产模式在南宋突然有了转变。世俗社会的兴起、金融工具的出现、棉纺织品的繁荣、纺织技术的突破,一下子全都涌现出来。也很难说是什么影响了什么,总之这个社会的分工形式变了,生产模式变了。如同斯密预测的那样,生产效率猛地抬高,而妇女的地位却猛得降低,被这种分工牢牢地限制在了家里。 生活与生产被分隔开来,这是一种无形的分隔。住宅的设计和建造有意把女性局限在屋子的一隅,而生产秩序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而且给这种秩序赋予合法性的意义。女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地位被剥夺了,只能在生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她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只能迂回地生产生产者。女人的地位必须通过生育才可能获得,在这过程中,女人变成了母亲。
3.从医学史进入,通过分析生育相关技术和制度讨论女性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 男人与自然打交道,充满了危险。女人与自己的身体打交道,同样充满了危险。她们通过吃饭、睡觉、性、疼痛、分娩、死亡等一系列要素来转变生命。在这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技术就是医学,特别是妇科医学。在这里,医学同时担任了保健与繁衍的双重职能,也只有在医案文本里,妇女的声音才没有被压制下去。 白馥兰侧重探讨了中医生育理论对女性身体和女性角色形象的一般定义和规训,以及在生育策略和围绕孩子的诸多家庭关系中不同妇女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正统的、上层的、晚期封建社会的生育文化的生育理论和流产法律中,可以看到对妇女的宽容和理解,为妇女提供了尊严、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来自男性的一般支持,对婚姻法律之类的制度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只有在医学技术上,妇女才没有因为地位差异而被明显地区别对待。 中医传统文献里不乏调经、避孕、保胎、堕胎的技术材料,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医学理论思想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房中术, 性文化,中医药与道家房中术的区别, 性现象与性文化的区别,科学与健康vs性贞操与性泛滥 )。
在晚期帝国,绝大多数医生都不愿意堕胎,月经和妊娠代表着自然运行的规律,不应该被随意中断。这样,母亲的身体就成为一架永不停歇的生育机器,而中国的人口也迅速增长了起来,最后两百年的增长幅度已经远超过往前两千年的人口变动了。 最终,母亲依靠生下的孩子,或男或女,树立自己在这一整套等级制度中的位置。孩子带来的福祉是有限的,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是无限的,妇女通过这样的间接过程顽强地介入社会,参与社会活动。这就是女性在晚期帝制中国这个男权社会中生存的现实。
《技术与性别》的作者对一些中国传统习俗可能存在误解,但她的分析框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译者也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有些译名还是不够准确,比如没有注明James Lee是李中清,不清楚Lewis Mumford即是建筑史家芒福德等。但这不妨碍译者给我们提供一份清晰直白的读本。我想最终的结论是不重要的。作者提供的材料片断,加上独到的女性视角,已足以迫使我们继续去追问和反思这段日常生活的大历史。 与过去关于古代精英妇女积极角色的史学研究相比,《技术与性别》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1.相对于古代精英妇女的史学研究而言,它超越于对精英女性的考察,注重分析精英妇女与社会地位较低的妇女之间的关系,强调女性内部的身份差异性与多样性;2.突破了过去中国妇女研究史忽略科学技术---物质形式---对社会文化的强有力的塑造,偏重于文学史和革命史的框架。3.同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科技成就的评价标准,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新颖的社会性别分析视角。
网络空间:ReadNews.asp?NewsID=1385 像诗人所描写的是藤蔓,非要缠绕在男人这棵大树上,在感情上不独立,只为男人活,把爱作为生活的全部。那就是做好你自己:女人的个性资本。女人的品位资本还是要提高个人魅力。万般德为先!如果一个女人没有德行,再美丽也是罂粟的美丽。正“因为我懂得,所以我慈悲”,这是张爱玲说的。活得很坦荡很逍遥平和还美丽。我做任何事情很认真,哪怕唱歌的时候,我也决不只是用嗓子在唱,必须用心歌唱。所以我是一个开心时,能把世界上的人都可以感染成笑脸的女人,当然哭泣的时候,花也溅泪。 本来用身体写作是集物质精神为一体的,并没有可以褒贬的。但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者的出现,可以说是“他们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暴的简化--到最后,身体被简化成为性与欲望的代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与欲望的宣泄渠道。”(注:谢有顺。身体修辞[M]。花城出版社,2003。5。) 女性其实适合写作,有天然善良的情怀和敏感的性格,还多愁善感。张爱玲的经典语言:“书是最好的朋友。唯一的缺点是使近视加深,但还是值得的”。写书读书都是值得的。“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这是女性对于欢笑哭泣那种最真实感情细腻的表达。
《内衣———一部文化史》瓦莱丽·斯蒂尔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 http://news.xinhuanet.com/fashion/2005-04/01/content_27728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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