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张爱玲的文字太奇巧了，人们往往记住了她怎么说，而忽略了她说的是什么，更不会把她当成史料家：只有文笔最无趣的作家才会赢得此名。张爱玲无心记下的许多细节，在有心人看来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佐证，能将一幅宏观的文化图景证实或者证伪。
    "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回家的感觉）"（《私语》）张父居处"大叠的小报"使我们得知了受过严格旧式教育的名门遗少与现代都市小报的关系，也约略地窥见了当时小报的发行流布情况。
    《公寓生活记趣》开电梯的工役对小报的热衷："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才轮到我们看。"

　　我们对她并没有美言不信的疑虑，因为她的散文的确是家常而温暖，让人不由得对她信任起来。张爱玲的散文亲切，显得作者是个良善之人，写散文写的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真实人事，她对所描写的对象一筹莫展，只能如实地描摹下来，对自我的克制使她充满了人性与人之常情，她对自己的经历不会用狠毒的心肠去渲染；而小说则阴气森森，不时透出一种彻骨的寒意，仿佛作者是个狠毒无情的女人，作者能自由地决定人物的命运乃至生死，冷酷地安排乃至折磨自己的人物。这种不同大概是因为操作不同文体时作者对自我的不同想像吧。有了她的小说，再读她的散文，体味那文中的善意与诚意，就觉得真是太难得了。

　　还是回到张爱玲散文中的文化史料上。
    1937《论卡通画之前途》彼时迪斯尼"米老鼠"的漫画已经在上海风行。对于二、三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等到今年我们重又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沉重压迫时才能重新发现。幸亏张爱玲是个不避俗甚至以俗自炫的作家，她能以严肃的态度（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与通俗或大众文化相对立的"严肃作家"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无意中保留了这方面的不少生动资料。
    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原来是用逼得尖而扁的喉咙唱的，这种变声也不知道当初有什么意图。"然而中国的流行歌曲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出来的。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蔷薇处处开》，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谈音乐》）这种生硬学习直至今天岂不仍然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困窘。
    "中国的通俗音乐中，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弹词我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谈音乐》）中国本土的演唱在现代环境中就这样显得背时、滑稽起来，再难救药，形不成真正的文化竞争力，根本比不上爵士乐之类："那显著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谈音乐》）文化竞争的失败史在张爱玲个性化的叙述中变得异常鲜明，竟使我们对这早已谙熟的历史生出些新的痛切。

　　不过，即使张爱玲笔下的文化史也并非全无光明，"《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评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评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评剧--这现象委实令人吃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如果不是张爱玲的提醒，我们几乎要湮没文化继承这个少见的成功范例了，想一想真觉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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