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与照搬——女性主义门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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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与照搬——女性主义门外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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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女性文廊
本文编辑：e-Jones
本文来源：上海女性

2006-07-19

不久以前，在广东的《作品》杂志上读到浙江女作家顾艳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拯救“古典美”》。此文谈及当今女性的交往、聚会、服饰、礼仪、教养，乃至于说话的声音和姿态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认为都有必要发扬传统的“古典美”。当然，传统的“古典美”是不是都需要继承，是不是都能够为现代生活所接纳，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我所感兴趣的是：顾艳曾经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并写有《女性主义宣言》一文，以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在当今西风甚嚣尘上，社会文化生活越来越趋于物质化、信息化、娱乐化的时代，发出了如此尖锐的“谁来拯救传统的‘古典美’？”的声音，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使我忽然感悟到：中国女性主义的话题居然可以有如此之广阔！

我对女性主义所知甚少，但对女性主义的话题的理解，却不认为是狭隘的。比如，一说起女性主义，似乎就离不开身体写作、个人隐私之类。其实，这只是女性写作的一个方面、一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也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以身体写作来说，一般认为这个提法来源于法国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她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并将其推向了极端，似乎只有身体写作才能给女性写作找到颠覆“菲勒斯中心”的出路。对西苏的这一观点，向来就有不同的意见。除了肯定它的颠覆父权制的革命意义之外，也有人对它的危险性和乌托邦性质提出了质疑。然而在当下中国，经过某些批评家和媒体的误导，却把西苏的这一观点极端化了，使人们误以为身体写作就是简单的“下半身写作”，就是写性，而忽视了身体写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它的内核是对女性生命体验的张扬。其结果就是使某些女性写作从抗俗走向了媚俗，从建设性转向了消费性。在今天，写性当然不应该成为一种禁忌，因为它是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样是写性，也有一个高下优劣之分，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应该对其进行辨析，而不是笼统地予以肯定或否定。

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其实，这句话如果仔细推敲，也是有毛病的。我国女性主义先行者之一李小江就对此提出过质疑。不错，女性的“第二性”地位的确是后天造成的，即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造成的，但不能由此而断言“女人不是天生的”，就跟男人是天生的一样，女人也是天生的。上帝造出人来，就是男女有别的，否认女人是天生的，也就是否认性别的自然差异，就是否认自然。可见，即令对于经典的女性主义者的话语，也需要作具体分析。

西方女性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的产物，它带有浓厚的本土性，这种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实际又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完全搬用西方的一套必然要产生许多错位。因此，我们在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一定要结合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切不可原封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