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2O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为女性主义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丰厚资源，因此女性主义批评起初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在同一时期，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也在兴起繁盛之中，于是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带有3O年代英美新批评的印记，而且从一开始就深受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流派的影响。在参考、吸收和化用了这些流派的资源之后，女性主义批评趋于成形。

在它的发展演进过程中，一方面，理论体系在整体上愈加深入和精致，而分支也愈加繁复，批评重心渐次由原先注重对男权中心话语的“去蔽”，发展为专注于对女性生命个体体验的彰显和传达，试图更坚实地建构起具有自己话语特征的研究方法和审美价值标准；另一方面，由于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家们往往没能以辩证、批判的视域去审视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这就使得她们的理论的政治批判性在其越来越激进而抽象的话语表述中被稀释、淡化，有成为脱离现实的书斋批评学的倾向，而且也使得其话语系统中潜藏了某些内在缺陷，在具体运用时，往往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出现。加上肖瓦尔特曾提出过妇女文学发展的“三阶段论”，把19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分为“女子气的”(Feminine)，“女权的”(Feminist)、“女性的”(Female)三个阶段，有鉴于此，国内翻译界逐渐趋向于把“女权主义批评”改译为“女性主义批评”。

对于女性主义所存在的这些内在缺陷，笔者感到有必要从其在自我定位、认知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认真反思，以便能够最终梳理、总结出既往女性主义批评架构内的硬伤，以使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话语基点的定位失策

任何理论都有着自己的话语基点，主要包括“对自身理论体系的界定和阐释”、“提出该理论的当下目的和深层话语指向”这两方面。只有择取和构筑起稳定、可靠的话语基点，才有可能继而建立起一套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系统。而女性主义首先就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出现了危机。

女性主义认为，在旧有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里，男性是作为整个人类代表的身份出场的(如在大不列颠英语中，历史“History”=男人的故事“His story”)，“一部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男性中心主义的单一性别史”，①在这里，女性主义者的阐述还是别有见地的，虽过正，却起了重要的矫枉效果，首次把在以往日常话语中被遮蔽的男权中心潜症揭示了出来。但接下来，女性主义者却没能及时纠正自己的认知偏差，反而进一步坚持认定整个人类文明都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产物，因而所有关于“女性”、“男性”和“人”的定义全是可疑的，都是一种男性性别霸权的话语显现。这样一来，女性主义要想对男权中心主义的话语体制给予颠覆与解构，就必须彻底推翻既往的一切性别定义和概念陈述。

法国的西蒙·伏波瓦就认为“女性”是诱使女人落人“男性真理”话语陷阱的概念，因此女人为了夺取对男性的发声权的控制，便应该把自己从带有性别偏见的“被书写”的客体状态中解脱出来。所以她在自己的著作《第二性》中建议用“第二性”这个概念来代替“女性”。

玛丽·朴维在其文《女性主义与解构批评》里声称：“‘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即‘女性’是一个术语，对这个术语的界定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因为特征是有所联系的，‘女性’仅仅是同‘男性’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②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更为激进，她坚持“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被界定：“认为‘一个人是女人’和‘一个人是男人’，几乎同样荒谬，并且具有同样的蒙昧主义色彩”，“因此，我对‘女人’的理解是‘女人’无法逾越，无法言传，存在于命名与意识形态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的东西”。③

而莫尼克·维蒂格还干脆认为，“女人”这个概念无论新旧都应该抛弃掉：“父权制的秩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也不仅仅在于单纯的‘价值’领域；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压迫。要揭示它的存在，暴露它的机制，必须摈弃‘女人’的观念，即要对那个为压迫的目的而把性别划分强加给人类的事实进行谴责。”④

从上面所引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女性主义在进行话语基点的定位时，是如何发生偏差的。一开始，她们就没能把建构理论时所应注意的明晰性问题处理好。正如索绪尔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语言系统内，单个语言符号无力产生确切意义，意义的产生必须在符号被置于与其他符号的差异、对比性关系域中才能显现出来。同样，一种理论系统要想取得自己的话语地位，也必须能够和它所反对的理论范畴相区别。因而女性主义本应在反对男权中心主义的理论系统的同时，建立起新的“女性／男性／人”等基本概念，然而女性主义理论者们并没有完成对自身概念体系的界定，于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女性主义理论者竟然说不清“女性”是什么。接着，由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提出者没有说明女性主义的“女性／男性／人”概念与男权中心主义理论有什么关键性差异，她们就往往在有意无意中把理应在自己的理论范畴内获得新生的概念，跟男权中心主义理论里的旧有概念混淆在一块，而且常常在不自觉中默认并搬用男权中心主义理论话语。结果她们出现了诸多理论盲视，看不到以往话语中并不全是男性霸权话语的事实，偏激地得出结论：现有话语体系等于男性霸权话语体系，而在这种话语体系中建构女性主义话语体系是不可能的，必须首先彻底、全盘地推翻和解构它。不仅是既往话语，甚至用于建构话语体系的“理性”，由于被认定是“专制与暴政的基础”，也被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等人要求予以摈弃。

其实她们这里所指称的“男性话语”和“男性思维”，包含着大量被遮蔽的女性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偏向男性的双性共筑的话语系统。如果要全盘否定，那么就会陷入“福柯一德里达”式的悖论：福柯提出“癫狂”话语是被“正常”的权力话语所覆盖的，而德里达则继而认为“癫狂”话语要想挣脱“正常”话语的压抑，就必须彻底颠覆“正常”话语的“理性”平台，把自己从中绝对剥离出来，建立“癫狂”话语体系。可问题是，不用“理性”又如何建构话语体系?况且即使建立起来了，若不进行“理性”判断，又何以确证“癫狂”话语体系真的是“癫狂”的话语体系?而一旦运用“理性”加以建构和判断，“癫狂”的话语体系岂不又回归到“理性”的权力话语?女性主义要彻底摧毁她们所误认的“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就必然导致自身的解构，因为既然无法界定“女性／男性／人”概念，那么女性主义所孜孜以求的健全的“人”的概念又是什么呢?面对这一困惑，女性主义不是认真修正其理论基础中的严重缺陷，反而提出了更加容易混淆的“双性同体”概念。阿·索伯从沃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受到启发，在《性哲学》中提出：“由于当前界定的男女的概念相互排斥，我们因而有必要考虑一种不再适用于上述分类模式的双性的人—— 既非男性，亦非女性，但是是人。这种人超越了旧的性别分类，故得以发展在现今的旧框架中被否定或异化了的各种积极的人类潜能。”法国的埃莱娜·西苏进一步在《美杜莎的笑声》里阐释说：“双性即：每一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程度是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她还对“双性同体”的概念进行界定：“正巧，目前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恰恰是妇女们在向着这预知的双性开放，并且从中受益。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女人是双性特征的，而男人则始终固守着菲勒斯的单一性征”。⑦如果这样定义的话，那么就会使女性主义的反抗多少变得有点可疑：女性主义究竟是要求男女平等的学说，还是仅仅想把“男性”从霸权位置推下来，然后自己取而代之。为了避免“女性主义”沦为“：性中心主义”，就不能不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

二、理论拓展时所面临的重重障碍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批评实际上仍未能真正建构起一个健全可靠的话语基点。既无法界定、阐释自身，也把握不住话语指向。于是在随后进行话语拓展时，女性主义批评开始面对本不该出现的重重障碍。其中最明显的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非合理的假定性和形而上学倾向

由于女性主义理论者没能详密阐释究竟什么是合理的“女性／男性／人”等概念，结果造成拓展、实践时的理论紊乱。为此，女性主义需要用大量虚拟性、假定性的论据来进行自我支撑和掩饰。其中较为明显的要属她们在女性主义理论里所营造出的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气氛，即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或显或隐地总把男性预设为男性中心主义者，置于所有女性的对立面：

男性=男性中心主义者=父权制=专制和暴虐

女性=女性主义者=“双性同体”=善良和希望

这种“女性成见”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往往是以超验、不证自明的“元话语”形态存在着的，不需要也不容许辩驳。这样建立在偏激立场上的形而上学理论，很快便催生了一种与旧有父权文本的“厌女症”(Misogyny)异质同构的症候：“厌男症”。苏珊·格芭在其著作《“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里，以一种较为粗俗的比喻来表达她的这种“厌男症”心理状态，她把文学创作过程定义为男性的“阴茎之笔”在女性的“处女之纸”上的暴戾书写，并声称“这种阴茎之笔在处女之纸上书写的模式参与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创造”，“该传统把女性从文化创造中驱逐出来，把她‘异化’为文化之内的人工制品”⑧。由于“厌男症”这种心理障碍的存在，女性主义批评很自然的就在其理论拓展时提出“姐妹情谊”这个具有强烈虚拟性和暧昧性的概念。它假设所有的女人都先验地有着“团结一致的强烈感情”，她们“由于被逐于父权社会的边缘地带的共同遭遇”而“‘天然’地成为一种反抗的力量集团”。⑨而“姐妹情谊”的进一步延伸，还流变出了女性同性恋主义(Lesbianism)。早在西蒙·伏波瓦的《第二性》中就已经暗含着这种意味。因为她在谈到同性恋问题时，尽管曾经表示并不一定赞同，但又认为“女性之间的爱是静观的，那抚摸不再是占有对方，而是通过对方来逐渐地再造自己；彼此消除了隔膜，其间也不再有争斗、获胜和失败。在这真正的相互关系中，每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主人又是奴隶二重性一变为相互性”⑩。

到了美国的艾德里安娜·里奇那里，女性主义还带有了更加浓厚的同性恋色彩。她在《强制的异性恋和同性恋存在》一书中称，有必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当作一种政治制度来分析和研究，因为异性恋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专制和独裁的肉身性显现：“男人否定女人的性欲；迫使女人接受他们的性欲；支配或剥削她们的劳动从而控制她们的劳动成果；摧残她们的创造性；把她们从社会的知识文化领域中排除出去。”⑩在《1976年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上的讲演》里，她还提出：“每一个妇女都受到女性力量的驱使，为强有力的女人所吸引，寻求表达那种能量和力度的一种文学—— 这就是每个妇女身上的这种同性恋倾向。正是我们身上的这种同性恋，促使我们以想象的方式感受、以语言表达并把握妇女与妇女间的全部联系。”在她们的话语体系中，妇女要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似乎不是应该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为获得新的成果而不懈努力，反而是要展开同性恋活动。尽管里奇等人的这一女性主义的理论分支并不能代表所有女性主义的倾向，但却因为是按照具有破绽的女性：主义逻辑推导出来的，所以不能不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深思。理论的根本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变世界，如果女性主义连“解释世界”这一层面都无法完成真正的突破，又怎么能够进一步实现“改变世界”的任务?所以唐健君先生要叹息女性主义中关于“：性社会”的构想“只是一个乌托邦，至少是为保存完美而设的唯一避难所，是现代哲学的一个虚设”。

 (二)实存批判性尚待加强

因为女性主义过多以假定性的男女之间的绝m]-元对立来阐释、拓展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它对于父权专制秩序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忽视乃至于回避男权压迫的衍化和移置现象。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男权压迫的衍化和移置现象，实际上女性主义的鼻祖沃尔夫曾有所觉察，她在《妇女与写作》中提出了“屋里的安琪儿”@这个具有深邃意义的概念，即有许多女性自觉地认同并顺从父权意识形态，她们从父权体制中受益，同时努力维护这种专制秩序。她们决不是天然有着“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者，正好相反，她们往往虔诚地向“菲勒斯中心”顶礼膜拜。可惜的是沃尔夫仅仅是以随笔的形式随意而谈，并没有以明晰、精致的理论加以概括，也没能将之上升到批评学的范畴。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者同样也有意无意地回避对其作进一步的阐发和拓展，导致它成为被人忽视的次要概念。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屋里的安琪儿”实际上蕴涵了男权压迫的衍化和移置现象，而这种现象一旦在强调“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出场，就将对女性主义中刻意营造的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气氛产生地震式的猛烈冲击，因为“屋里的安琪儿”直接表明性别二元对立既无现实的例证支持，也无逻辑推理的可实证性。

然而为了梳理、发展和完善女性主义的理论，女性主义就必须回过头来审视“屋里的安琪儿”的概念的重要性。只有这样，重新建构一个健全的女性主义的设想才能成为可能。那么“屋里的安琪儿”是如何在H常生活以及文本中出现的呢?以下将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1．“帮忙的安琪儿”

拥有女性的身体并不就必然拥有女性的意识，更不天然是一名女性主义者。相反，由于在父权制社会中，长期以来存在着对女性的肉体和灵魂的高渗透性的压抑力量，许多女性实际上已蜕化为父权制的“帮凶”。她们自觉主动地用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自我覆盖，从而在父权阴影下获得畸形特权。潜沉于她们灵魂深处的不是女权意识，而是浓厚的“菲勒斯情结”。

这种“帮忙的安琪儿”在现实生活里并不鲜见。譬如“鸨头”这个女性“职业”，其快乐完全是建立在同性出卖肉体和灵魂的基础之上的。她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蹂躏、毁灭其他女性。又比如，在中国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中，婆婆往往充当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有时婆婆在某个问题上给儿媳的压力，远远超过公公和丈夫。

即便是在今天的现代社会，此类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具体到文本中，此类“帮忙的安琪儿”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以中国文学为例，从古代的《窦娥冤》、《金瓶梅》到现代的《祝福》(鲁迅)，再到当下的《玉米》(毕飞宇)等，在名著中经常能够见到这种只具有女性外壳的“女性”。面对这些“帮忙的安琪儿”，作为女性主义“元话语”的“姐妹情谊”只能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困境之中。

2．“被看的安琪儿”

如果说“帮忙的安琪儿”是男性中心主义在女性身上衍化和移置的较明显的形态，那么“被看的安琪儿”则是另一种较为隐晦、让人难以察觉的形态。在旧有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下，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是一种被模式化、成见化了的“他者”，其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满足男性的“窥视欲”。因此，女性必须努力装扮自己，完成“被看”的任务。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女性地位显著提升，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观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旧有的“被看”心理依旧像幽灵一般存在着，并以“女性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渗透、沉积进她们的灵魂之中。这种“女性集体无意识”使得生成于男权中心意识形态里的“窥视欲”在女性世界中得以合法化，并由此淡化了“被看”的伦理落后性，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反女性人格和尊严色彩。这直接导致了许多女性常以自我的“被看”状态为参照系，有意无意地在认知惯性影响下接受了那个潜沉着男性中心意识形态的“女性镜像”，包括“生活闲逸舒适”、“可以天天进行豪华、奢侈的消费”、“拥有姣好的容貌和丰满的躯体”、“衣着打扮靓丽诱人”，以及“成为男人争相追逐、奉承的对象”等。

而且，在现代社会中，“镜像”的影响力还通过与资本腐蚀体系的合谋而达到最大化，借助于媒体传播来对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进行强劲渗透，普遍化为一种福柯式的“隐蔽规范主义”(Crytonorma—tivism)。比如，在当下的影视、杂志和电子网络中所塑造的美丽女性形象，本质上就是“被看的安琪儿”形象—— 她们悠闲富有、姿色秀丽，全是些“回头率”极高的性感尤物。而依照此种逻辑，女人要想真正成为“女人”，就必须跟这些性感尤物一样与“镜像”实现同一化。于是很多辨识力较差的女性，随之在自以为高傲的幻象中，又以新的形态再次落人男性中心主义意识的股掌之中。

尽管女性主义理论者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El常话语中的“菲勒斯中心”阴影，然而由于“菲勒斯中心”毕竟是以一种前理解的形态，结构性地存在于El常认知系统之中，而她们又没能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话语基点，这就使得她们在诸多领域内无法分辨出那些已经伪装成“女性主义话语”的男权中心话语，反而还将这些伪女性主义话语误奉为圭臬。

此类对男权意识的迎合(至少是暗合)，在女性主义中的“身体意识”这一口号中就表露得非常清楚。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高调提倡女性要在文本创作时“描写躯体”，要“描写的全是渴求和她自己的亲身体验，以及对她自己的色情激昂而贴切的提问。这一丰富而具有创造力的实践⋯ ⋯发展了或伴随着一系列的创作方法和真正的美学活动，这个迷人的阶段都塑造出一些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一种美的东西，美的不再遭禁锢”。

我们无法得知埃莱娜·西苏是否是在有意为男性霸权意识渗入女性主义而进行理论结构内的暗渡陈仓，但此后许多具有“屋里的安琪儿”思想的女性，却的确就此找到了结构性破绽，获得了在女性主义理论内展现“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机会。以汉语写作圈为例，从轰动一时的“卫慧、棉棉现象”，到当下沸沸扬扬的木子美《性爱El记》，这些“安琪儿”文本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正是男性中心主义在与资本消费机制合谋之后的产物，可以说是女性主义被“借壳上市”的例证：女性的身体在暧昧的目光抚摸下成为商品性文本，再通过媒体炒作而变为消费品，写作者和传播者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了利润，而真正的女性主义理论却在此过程中遭受了自我丑化和消解。

3．“缄默的安琪儿”

露西·伊利格瑞在《非单一性》中故作姿态地声称女性应该用“女人腔”来说话：“她说起话来没有中心，‘他’也难以从中分辨出任何连贯的意义⋯⋯ 她说出的话是喋喋不休的感叹、半句话和隐秘⋯ ⋯ 必须变换角度听她说话，只有这样才能听出‘另外的意思’，它始终在枝蔓绵延，词与词不断交织，而为了避免固定的板滞，同时又不停地扩散。一旦‘她’说出话来，所说的就不再与她要说的相同了。”⑩尽管她自己没有意识到，但这就是“缄默的安琪儿”最明显的一种表现。

因为如果女性主义者不是真正地去做实际工作，关注现实的社会民生，特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文化、受到贫困煎熬和丧失了基本的发言权的女佣、女工、打工妹、无业女性以及娼妓等女性的生活；能真诚地给以她们理论上的指导和物质、精神上的支援，以及引起社会大众更大程度上的关注，而只是用些花哨的术语名词来回避现实矛盾，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些“女性主义者”恐怕不过是些缄默着的“屋里的安琪儿”。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人的现世存在性来讲，“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女性要想真正批判旧有男性中心主义，实现女性的彻底独立和解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辩证地考察和分析显现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和规律。毕竟，经济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政治活动和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社会政治活动作为上层建筑非常关键的部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对于法律、哲学、文化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如果女性主义漠视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只在纯理论哲学、语言学、符号学上打转，将社会政治活动萎缩为抽象的“性别政治”，她们所呼吁的女性解放就很难走出“屋里的安琪儿”意识形态的迷宫，只能是杨俊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是“在稳居霸权的高位上降尊纡贵地保持缄默”，她们的“声嘶力竭在了无回音的一片寂静中落人虚空”。

小结

女性主义批评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仍在发展着，它非常有可能成为文艺理论史上又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但前提必须是它的理论拓展者能够认真审视其理论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并以求真务实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对此加以彻底修正。危机也可以是一种机遇，在学术界的不懈努力下，女性主义最终能够被纳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成长为健全、科学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① ⑨⑩ 陈本益、向天渊、唐健君著《西方现代文论与哲学》，348、354、354页，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 999。

② 玛丽·朴维：《女性主义与解构主义》，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3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③ [美]乔纳森·库勒：《论解构》，174～175页，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

④ 转引自莫依著《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陈洁诗译，835页，台北，骆驼出版社，1995。

⑤⑩ ⑥ 转引自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619～620、603、60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⑥⑦ ⑩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⑧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⑩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女人》，187～ 188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⑩沃尔夫：《妇女与写作》，见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90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⑩杨慧：《婆婆重男轻女》，载于《深圳晚报》，2004年6月3日。

⑥康正果：《女性主义与文学》．148～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⑧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⑩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5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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