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一）

关于中国有无后现代主义，一些学人一般都给出否定的答案，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现代化，在大方向上必须立足于现代性及其价值体系，消除前现代影响，慎重对待后现代。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很同意有学者这样的看法：如果标新立异，一味追求后现代，一味消解解构，自然会过犹不及，反而阻滞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迈进。就是说，对于我们，还远不是批现代性霸权的时候，而是需要建设现代化。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由于世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交流频繁迅捷，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思潮不断袭来，同时，在本土的经济发展中，在准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确也产生了某种局部的后现代性的物质基础，因此，在一些领域里，后现代的某种表现恐怕是不能完全否认的。后现代的事物并非由某些人的提倡而产生的。或许应该在坚持现代性的原则的大前提下，对后现代现象，或对某种现象是否是后现代性的，可以采取宽容态度。有人认为，后现代并非一个时代化（periodization）的命名，即它不是现代之后的一个历史时期，而是以彻底反传统为核心的一种思维方式；也有人认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它的差异、多样化、非决定论等是对现代性的调整；如此，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颇有一致处，并非完全抵牾，虽然二者终有区别，但在本土语境中，只要立足于建设现代化，把一切后现代因素都经过现代化的检验与过滤，当留则留，当弃则弃，行止都要符合现代化根本利益，后现代就并非可怕之物了。时代化（periodization）是必要的，唯时代化则是形而上学，譬如，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文化的发展，但一切价值观都植根于人性，人性则古今相通，古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必然要分开但又不会绝然分开。利奥塔所说“未来的先在”或可如此解。而且，世界的真谛在于多元。正如“唯”心“唯”物都偏离现实与真实，真理性表达既然是语言的，它很可能就在心与物之间；那么，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也有可能我们遗漏的真理性事物。所以，即使我们确定现代性为价值坐标，对后现代性也不必完全拒绝。本文所论，即依此原则。

（二）

本文把整体爱情析为性爱与恩爱，性爱产生于性需求，主要具非理性特征，生理性强，偶然性多，常有不依人的意志转移的情况；恩爱是共同亲密生活之情，主要是理性的、必然性的，可用理智控制。^（1）

从人性讲，爱情本来与文化共生，但古代承认权力决定的婚姻而否认个人爱情，专制权力话语遮蔽了人性中这光辉的一点。现代性爱情准则视爱情为婚姻基础，于是人性得到相当解放。但婚姻是对人的理性的筹谋和制度化规范，骨子里制度高于人性。此时仍然传统地以婚姻重于爱情，把社会利益高悬于人性之上。现代性发展成熟期，如西方，就有了1960-19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性爱要突破传统规范；不能不看到，这是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理性，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撑破了制度，虽不无过激，但推动了社会。后来的历史证明，非理性部分地被接纳，渡入理性——转变成理性。

如何对待性爱，是爱情古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重要区别。古代性荼毒人性，没有自由的的性爱，只维护婚姻，无视于于婚姻有无爱情，以婚姻外的性或性爱为淫。古人提出的“食色性也”的命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被理解为合法的性，即婚姻的性，是不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现代人明确地以为“食色性也”是有爱情的性，那是现代性的前理解所致。“从一而终”、“终身大事”、“白头到老”、“百年好合”、“月下老人”、……便是古代婚姻意识形态和婚姻话语，其目的是制造婚姻的神圣性。社会性第一，社会制度第一，人和人性在其次。（所以文君相如相悦为“私奔”、为淫；所以《孔雀东南飞》主要并非如文学史所说是歌颂爱情之作，而主要是婚姻视角，……）。这是婚姻本位主义，婚姻神圣主义。有性学家称之为唯生殖（目的）论。

爱情也可称“性爱”，因为约自五四始基本上可以把“性”这一语符公开化了；约1940-50年代到1970-80年代前，由于种种原因，“性”又曾隐没。在世界进入地球村时代，本土“性爱”才真正取得了话语权。现代性的要义是自由。现代性的爱情首先是自由的，是两个人自然的两情相悦而产生的。社会公开地认可这种自由恋爱。但这种自由恋爱的前设仍是结婚。作为文化、习俗和惯性，人们都是为婚姻而恋爱，如果不进入婚姻，大家视为反常，爱情（性爱）本身还缺乏独立意义、独立品格，于是积淀为婚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化为一种超越爱情的婚姻思维方式，此二者形成婚姻本位主义。现代性的爱情的意识形态及婚姻思维方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力量，也是因为它是古代性唯婚姻观念（否认个人爱情的唯生殖论的婚姻观念）的惯性继续。现代性婚姻意识形态及婚姻思维方式是等级制的，婚姻第一，爱情第二。现代性爱情就是如此。它比古代进了一步，认可个人爱情，但更重社会婚姻制度，性爱则多半隐没在爱情身后，难得登大雅之堂，所以仍然构成对人性的某种压抑。在这种情况下，婚姻话语常常涵盖爱情话语，婚姻可以取代爱情，由于爱情与婚姻毕竟有别，爱情常常被婚姻湮没，于是人们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生活而结婚，或者为了解决性问题而结婚，至于是否真正相爱，爱情有无激情^（2），则是次要或不一定考虑的问题，甚至以“浪漫”命名以贬低爱情，抬高婚姻。其实这是传统实践理性具体表现之一的现代性延续。总之，主要不是为性爱自然需求而寻找伴侣以得到物质（性）和精神的完全满足，而主要是把制度婚姻放在第一位，要把它作为人生“礼”应完成的大事而完成。至于婚后感情由于某种原因淡化，则常常视为不正常、不道德。相对于古代，现代性婚姻大致可以说是自由的，尤其发达国家。中国1980年婚姻法颁布后自由度提高得很快。但离婚就不那么自由了，至少不象结婚那么自由，（例如，原因之一是自我心理抑制，看似内在，源于社会）发达国家的离婚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今日之自由的可以为证。

在中国，虽然自五四以后接受了西方自由爱情文化，但传统实践理性的和现代性理性的婚姻思维方式仍然主宰爱情，自然也主宰着非理性的性爱。中外大抵如此，不过，本土更为显著。女作家谌容1980年代有小说名曰《懒得离婚》，其中说：烹调是走向和谐之路。“懒得离婚”这一命题反映了新时期人们对婚姻意识形态及婚姻思维方式的初步反思。传统的惰性仍然显著：看看周围，看看自己，感叹一声，人人都是这么过的，就这么过吧。1970年代，一位外国学者说：“当人们被剥夺了爱情和性生活的欲望时，他们经常转向饮食和饮食过量。”^（3）可见中外有相同处，当然也有时间差。

在历史的转换中，爱情的性爱质素渐渐得到步步深入的重视。现代性爱情具有浪漫气质，因为它是从中世纪稍晚的骑士爱情被认识的。^（4）哲学家黑格尔理性地判定了浪漫爱情的非理性性质 “……在爱情里最高的一种是主体把自己抛舍给另一个性别不同的个体，把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个别孤立的自为存在放弃掉，感到自己只有在对方的意识里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5）本文谓之爱情中的“主体性自贬”。在阐述现代性爱情时，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常常直呼“性爱”，他说：“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6）为爱情自杀是最高程度的“主体性自贬” 。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爱情至上论”，是现代性标志之一。其实，上述二人所论爱情，主要是性爱，而不是恩爱。在现代性婚姻中，常常是恩爱高于性爱。看来，理性的现代性容许浪漫，而浪漫，非理性大于理性。理性对爱情的浪漫性的包容，既说明爱情本身的性爱因子在起作用，也说明理性非理性之分是人的主观性作用，这种主观性又与客观条件（时代）相关。

骑士爱情具有反婚姻的性质。但现代性爱情仍然常常受制于婚姻，这是制度对人轨训的结果。后来现代诗人的宣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里省略了婚姻，其实就普遍情况而言，现代性爱情还没有真正地与婚姻同等地强有力。

（三）

后现代爱情的特点，主要是进一步突出爱情整体中的性爱。或许，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如果完善现代性，理应张扬并进一步阐释性爱，因为性爱是人性系统中紧要的一环，也是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忽略或掩盖的一环。

100余年前恩格斯阐释现代性爱情时，曾提出：“最后，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7）本文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现代性，属于后现代爱情的思考了。如果说现代性爱情是提倡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爱情与婚姻二者并重，由于总体文明发展的程度，实际上常常是婚姻辖制爱情，性爱的面目模糊，因此，恩格斯的提问，是现代性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后现代性的问题。当然，这里重要前提的是性爱（“相互的爱”）而不是单纯的性，不是简单的性，也不是商业的性。恩格斯的提法，不仅彻底颠覆了古代唯婚姻原则与道德，而且对婚姻制度本身具有强烈的颠覆因素，冲破了现代性婚姻思维方式。这里，首先，性爱脱掉了“爱情”的含蓄外衣，露出了真容，被直称为性爱。其次，主要是说，即使是私通，如果有爱，也是道德的；可以对比地推论，即使是婚姻性交，如果没有爱，也是不道德的。有论者指出：“……‘现代’与‘后现代’犹如双面兽似的现代性的两面，有某种共生的特征。……‘现代主义’的早期话语中往往已经包含了后现代的一些命题，……”^（8）恩格斯的现代性爱情理论里就包含着后现代爱情的命题。

中国当代，自1980年代大陆思想初步解放以来，也出现了对爱情的后现代性的思考，李泽厚先生1987年发表的《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尾处有下面的提法：“‘人是一种概念，脱离了爱情，这概念极短促’（加谬《鼠疫》），他是丰富而多元的，包括爱情单一，也将失去色彩。”大约过了十年上下，在和他的老友刘再复先生对谈中他进一步将上述思想解释并明确化为“爱情可以多元” （本文以下称为“爱情多元论” 或“性爱多元论”）。他说得很具体：

“人类的爱，特别是男女的情爱，总是包含着性，性的吸引和性的快乐。……没有性的吸引，很难说是男女情爱。但一般来说，人的性爱，又总包含着精神上、情感上的追求。人与动物的性爱所以不同，就因为人的性爱不是纯粹的生理本能，而是人化了的自然，也就是你曾说过的是文化化了的性。这就是所谓‘情’。‘情’也就是‘理’（理性）与‘欲’（本能）的融合或结合，它具有多种形态，具有多种比例。有时性大于爱，有时爱大于性，有的爱扩大到几乎看不到性，有的性扩大到几乎看不到爱。总之，灵与肉在这里有多种多样不同组合，性爱从而才丰富多样而有光彩。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就不能相互替代。中国只讲夫妇的爱，认为此外均邪门，西方则要求夫妇之爱等于情人之爱，于是，现代离婚率极高，问题愈来愈严重。其实，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不同比例、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不同关系的性爱。我们不必为性爱这种多样性、多元性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9）

很明显，这里强调的是性爱，所以，“爱情多元论”也可称为“性爱多元论”或许，对于一些人，前者还说得过去，后者可能“面目狰狞”了。但实质在于后者。这段话内容清楚又丰富，主旨就是“性爱多元化”。早有哲学家讲过，多样化乃是世界的妙缔。多元化、多样化，是后现代性重要准则之一。

差异与宽容也是后现代准则，加上多元，其精神实质均有内在联系，承认差异，就是多元；承认多元，就是尊重差异；宽容已寓于其中。李泽厚在对话里提到现代社会中男女恋爱的机遇极大地增加时曾表述他的宽容思想：

“他（她）们的性行为、恋爱经验会丰富得多。如果‘度’掌握得好，这绝非坏事，相反，它使人生更充实、更丰富、更有意义。我对青年男女只提三条，一、不要得爱滋病，二，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三，不要早结婚。当然还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需两相情愿，不能勉强对方。”

很明显，满足这四点之余，人的性爱的自由度就大了。譬如，“夫妇的爱和情人的爱，就不能相互替代。”就突破了现代性道德准则。这就是宽容，这和近年来我国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都突破了现代性的婚姻思维方式。

按照传统观念和现代性准则，按照婚姻思维方式，总体爱情中恩爱对性爱有先验的道德优势，恩格斯提出的性爱新道德标准，李泽厚的性爱多元化主张，其主旨和中心是提升性爱的价值，从传统道德和现行婚姻意识形态中把被压制的性爱解放一步，是对不少人以之为耻的东西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还他真实面目；不要“感到害羞，而应当感到珍贵” ，人性的珍贵，人性丰富性的珍贵；从而，人生的珍贵，人类生活丰富性的珍贵；即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极大丰富性的珍贵。

为集体牺牲自己而永垂不朽是伟大的理想，食与色是最基本的、普遍的欲望。人生要有理想，但人生也少不了欲望。人生是理想的实现，也是欲望的满足，人无论以个人为单位或以群体社会的形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实现理想。即使理想这样的宏大叙事也常常发生自某种基本的欲望。理想与欲望是有不同处，但不可绝对独立。理想有不同，欲望也有不同，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不必永远做某一群体的螺丝钉，但要尽可能为他人、为群体多做好事，“与人为善” ，更不要侵犯他人利益；但不能因此贬低最基本的食色，视为“低级”，因为衣、食、色（性、性爱）等是人类生活最基本也是最伟大的动力，往往是人类辉煌事业的源泉或根由。看破历史：有些重量级人物常常以牺牲众人的基本欲求使之万般痛苦，又以某种伟大理想为号召使之效力牺牲，到头来不过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欲望。但是，历史学家说：“只有对社会秩序的需求与人类的本能需求一致时，新世界才会到来。” ^（10）张扬性爱的意义就在于此。现代性对此有初步的认识，只有在解构的思潮中，在消除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承认差异、多元、不确定，呼吁并实现宽容的后现代条件下，才能做到这一点。关于性爱，1960-1970年代的西方，曾有了一个轰动的开始，有性学家说中国现状也已步其后尘；实际情况可以讨论。但可以说，实践中对性爱自由进一步的要求，理论上对性爱的进一步认识与阐释，是后现代性爱情基本特点。

注解：

（1）李之鼎：《爱情：性爱与恩爱》，（未刊稿）该文对爱情进行系统分析，爱情作为系统或结构大致有四个要素：性爱、恩爱、亲情、友情。后三者又可统称为恩爱。该文对性爱与恩爱二者异同及相互关系、对性爱的非理性特征做了分析，并以事实说明当代是张扬性爱的时代，最后提出性爱的话语权问题。

（2）1970-80年代，多位国外社会学家指出，爱情的热烈状态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从6个月到3-5年。本文所说激情指此，激情状态既是人类应享受的欢乐，也应是持久爱情强有力的基础。

（3）转引自[美]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页398，潘允康等五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6）（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卷四，页66，页73，页73。

（5）《美学》，第二卷，页326。

（8）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总第165期。

（9）《世纪新梦》，页407。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0）美国历史学家法斯语，转引自潘绥铭：《神秘的圣火》。

评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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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mugua, 2008,November 22

　　
　　　　 人为什么不能像怀疑爱情一样去怀疑自由 恋爱？
　　　　在汉语里有两个专属男女感情的 词汇：一个是爱情，一个是自由恋爱。有 趣的是一个常常遭受人的质疑，而另一个却获得了人们对它的绝对的信仰。
　　　　只要有人不相信爱情，怀疑一下 自由恋爱也是可以的。不相信爱情不犯法 ，怀疑一下自由恋爱应该也不犯法。爱的语言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系统内不是单纯的 生活语言和文学语言，它有实质的作用。
　　　　如果把爱情和自由恋爱从我们的 语音系统中甩出去，那我们只有去做单纯 的自由婚姻的信仰者了，去做单纯的自由婚姻的信仰者就等于是把对婚姻平等问题的 追问和思考永远绑缚在自己的情感上和思 维习惯上，这是痛苦的，是不利的。自由婚姻主义者正是通过爱的语言和空洞的爱情 理论卸载了一些痛苦的东西，不利的东西 。不相信爱情的人已经不会再傻到不相信自由恋爱的地步了。 人们用爱情把人的感情解释的乱七八糟， 云里雾里。
　　　　我看还是用婚姻的语言解释出来 的东西比较靠谱：这个世界上只有想做夫 妻的人和不想做夫妻的人。
　　　

那些经历爱情和自由恋爱的人是不是相爱 的?
他们如果相爱这个世界就是不合逻辑的。 从严密的逻辑推理看，爱情和自由恋爱只 是人创造出的不能产生爱和选择的爱的符号，有它没它都一样。

有时候那些矿工和外来民工从我身边走过 ，我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对一些人讲，你们不要在相信自由恋爱 了，那都是骗人的，那群傻瓜永远也听不 懂我在说什么。
我说要信你们只能相信自由婚姻。
其实爱的语言越往底层去，越对底层不利 。如果他们只信自由婚姻，他们还有追问 婚姻平等的权利。如果他们相信婚姻要有爱情的基础，感情的基础，他们连追问的权 利都没有。谁跟他们有感情，谁跟他们有爱 情。
他们要想获得这样的权利，他们只有持续 的大量的去打击这个时代的爱情观和自由 恋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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