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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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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个人和团体之所以被后现代理论所吸引，乃是因为现代理论贬抑他们自己的主体立场，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例如，女性主义者就非常正确地看到了现代性、现代理论以及现代政治的可疑之处。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倾向于批判现代理论，是因为对妇女的压迫一直得到现代理论及其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普遍主义哲学的支持和辩护。”
诺丁斯的关怀伦理教育思想特别地受启发于后现代思想的这一支──女性主义思潮。女性主义思想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妇女抓住“自由、平等、博爱”的时代精神，力图争取男女平等。当时法国和英国女性主义运动领袖Gonges和Wollstonecraft分别发表了《女权宣言》和《女权辩护》。美国独立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于遭到不平等待遇的女废奴论者于1848年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妇女运动在20世纪初形成女性主义运动的的第一个高潮，其成果是为女性争得了包括选举权、平等教育权等在内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意义上的“平等”；而对男性中心文化本身提出质疑和颠覆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性义运动高潮的主题。女性主义的教学研究方法在美国女性研究学者G．鲍尔斯与R．D．克莱因等看来应该是“民主的、合作的、从经验出发的，既有认知方面的学习也有情感方面的学习，赋予学生个人创造和社会改良的能力”。 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诺丁斯审视并充分肯定了女性的关怀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对家人的关爱和亲子关系上，女性在学术、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很有建树。她列举了许多事业有成的女性，证明女性主义的有些观点并不象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牵强地“把女性加进去搅拌”；相反，女性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是确有其事的。她还讨论了现在仍然存在的对女性的剥削现象。诺丁斯在Women and Evil（《女性与恶》）这部著作中，直接批评传统道德理论中没有女性美德的一席之地。她从女性视角重新界定了美德和恶，肯定了关怀在美德中的地位，并论述了恶作为关怀对立面的三种基本类型：自然恶（病与死的痛苦）、文化恶（贫穷、种族主义、战争和性别歧视造成的隔离状态）和道德恶（人为造成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无助感或无用感）。诺丁斯不仅坚信女性气质的“关怀”伦理的价值，而且认为应该使它成为两性都具备的素质；因此她从关怀伦理学视角提出了新教育观：“新教育不同于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指基于一系列学科课程的教育）的传统原则，新教育重视女性的能力；而且，要使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都理解关怀行为是有苦有乐的”。她1984年的那部著作就直截了当地取名为《关怀：女性气质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路径》。其中，她对《圣经》中夏娃引诱亚当违诫的故事表示质疑，认为如果让女性主义神学家来讲宗教故事，女性就不会成为较恶的性别了。这里，同样能看出女性主义对诺丁斯思想发展的影响。诺丁斯之所以从女性主义视角去重新审视道德教育以及善恶观的问题,是因为她感到女性已经从所受到的历史不公正对待中觉醒，开始拒绝谦卑、顺从等妇德，转而开始自主地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加速这个过程，为女性过于微弱的言说声部添入一个较响亮的声音。在思考和言说过程中，诺丁斯借鉴了同为自主思考者的女性主义神学家的观点。诺丁斯引用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的话说：“女性主义（包括女性主义神学）呈现出善恶价值观的根本改变。它认为以往对恶之本质的描述实际上是对恶的某种纵容，因此对这些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女性主义神学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运用经验原则，而且在于运用的是女性的经验，这一点在以往的神学反思中一直受排斥。”诺丁斯继续写道：“我的这本书，正是要以运用女性的经验为己任。”诺丁斯分析了压抑女性经验的男性中心的历史传统，该传统将女性独有的经验或女性占优势的经验──如经血、分娩、女性对关系的重视、对隔离的厌恶和恐惧等──都视为不洁的或是恶的。男性中心的文化史把尚武、勇敢、对父亲等权威的服从视为善，而诺丁斯通过分析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性的生活史，归纳出女性视角下最大的恶关涉痛苦与分离，女性体验中最大的善是关怀。诺丁斯以这种新型善恶观为起点，构建了女性气质的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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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 ( 2006-0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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