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在线－女权主义者的集结地

　　

　　的确﹐对很多人来说﹐「和平」是一个相对「战争」的概念﹐因为我们在传媒看到的「和平」事件﹐大多是一些国家元首签署和平协议和握手﹐或者是联合国某大使在发生冲突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斡旋﹐而这些元首和大使﹐大都是男人﹐好像男人在缔造战争的同时也缔造和平。

　　

　　因此﹐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肯尼亚的妇女运动与环保运动推动者马塔伊(Wangari Maathai) 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不是因为马塔伊是个女人﹐而是认为「环保」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就此﹐马塔伊回应道﹕「很多战争都为争夺资源﹕中东战争为了争夺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战争为了争夺矿产﹑木材。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本身﹐已到达如何防止战争发生的层次上。」她还精辟的说﹕「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种子」(“和平奖得主﹑肯尼亚「树女」绿色抗暴—Wangeri Maathai”, <<明报周刊>>1875﹐ 16/10/2004﹐页50)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更为马塔伊对于和平的理解﹐加上一层性别色彩﹐说马塔伊是「用神圣的方式让可持续发展与民主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拥抱在一起」和「把科学﹑社会责任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她的策略远不止于保护环境﹐而是确保并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非洲环保女斗士夺和平奖”<<明报>>A20﹐9/10/2004)

　　

　　马塔伊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而是100多年历史上的第12位。在这12位女性当中﹐有不少政治精英﹐如1991年获奖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1976年获奖的反对北爱尔兰宗派暴力的威廉斯(Betty Williams)和科里根(Mairead Corrigan)等﹐也不乏个别出名的妇女领袖﹐如2003年获奖的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Shirin Ebadi)﹑1979年获奖的印度扶贫工作者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等﹐而从国籍或族裔看来﹐早期的获奖者还更多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如分别于1931年和1946年获奖的阿扎姆斯(Jane Addams)和鲍尔奇(Emily Greene Balch)均为「促进和平自由国际妇女协会」的组织的美国籍成员。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男性和精英主义主导的诺贝尔和平奖所体现的和平概念﹐大多离不开防止国族﹑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战争﹐以至修补这些冲突和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地雷﹑疾病﹑不安全﹑冷战等。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如德兰修女﹑无国界医生这样的获奖者﹐但也难突破主导的「和平」概念。这次马塔伊获奖﹐虽然仍然带有某种精英色彩(她是肯尼亚的副环境部长和生物学博士)﹐却打开了「和平」工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把保育环境和提升权益意识作为防止一般为争夺资源而发动的战争的策略﹐而环保工作与妇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结合的﹐而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所指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必然包括种树运动带来的人文生态改变﹐即妇女从运动中获取的人权和妇权意识﹐将成为她们持续这些工作的动力。

　　

　　在女性主义和平论述的脉络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发展轨迹。女性主义的和平论述﹐始于对「战争」的批评。「战争」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实存意义的战争或冲突﹐无论是国家﹑种族之间或者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第二是抽象意义的「战争」﹐包括用一些具性别主义色彩的「军事」术语或战争语言。女性主义对于实存战争的批评﹐首先是针对战争或冲突发生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包括性侵犯﹑强迫性性服务或逃避外族男人的侵犯而自尽﹐例如二次大战中的「慰安妇」﹑1947印巴分治时的妇女集体自杀﹑1999年的印度尼西亚种族冲突中被集体强奸的华裔妇女等 (详情可参看<<读书>>1999年3月由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孙歌写的一组有关“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 的文章 )。其次﹐女性主义针对战争武器制造过程中对于女性﹑儿童﹑少数民族﹑贫穷者以至生态环境的伤害﹐例如在80年代美国﹐铀矿工人主要是印第安人﹐而大量放射性强的铀废料也弃置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以至当地年青人患上生殖器官癌的比率是全国平均的17倍。第三﹐女性主义批评指出女性在反战活动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例如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参与者﹐20多年来没有停止过逢星期四在广场集会﹐要求寻找在独裁统治时期失踪的孩子和争取民主政治。在批评「战争」的象征意义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战争化语言﹐例如把女性的身体/生育书写为男人的性战场等﹐是建构和巩固战争的“自然性” 的重要元素。此外﹐“策略” /“战略”作为一种战争语言的日常化﹐巩固了我/他者﹑同盟/敌人的二元对立思维﹐因为我/同盟时常要找出一个需要征服的他者/敌人。生态女性主义者更进一步批评这些象征性语言不仅把女性放在被男性「征服」的位置﹐还把大自然“女性化” ﹐任由人类「征服」﹐例如美国称拒绝核武器或核舰艇进入其海域的新西兰为“核处女地” 和称印度首次试爆核弹为“失去了贞操” 。对于生态女性主义者来说﹐把征服他人/他邦/他族或大自然视为常态的“战争主义” ﹐ 与视征服女人为理所当然的父权意识是相通的﹐因此﹐如用女性主义的眼睛来看和平﹐任何人都不应在不考虑妇女和大自然的利益下鼓吹战争﹑暴力﹑军国主义﹑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

　　

　　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和平论述﹐并不意味着女性必然是「不战主义者」。意思是说﹐有些女性主义者赞同参与“正义战争” ﹐例如一些民族解放战争被视为有助于解除危害女性的家庭和国家利益的外在力量﹐但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则指出这样的战争伦理不是没有矛盾的﹐即以暴力来解决问题仍然是一种“男性” 的角度和方法﹐因此不应参与。然而﹐把女性本质化地理解为和平主义者也有其问题﹐因为堕入了定型化的性别化想象﹐即女性天生是“自然” 的﹑母性的﹑只停留在“私” 领域的。不过﹐一位女性主义者罗迪克(Sara Ruddick) 提出了一种「母性和平政治」概念﹐认为来自母职 (照顾者) 的母性不仅包含爱﹑关心和责任感﹐还有抵抗﹐因为母亲必然经历与孩子﹑家人或社会发生冲突或产生矛盾﹐那么﹐关心孩子的母性必然成为重建和平关系的重要力量﹐例如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推广至国际问题上﹐「母性和平政治」则意味着“自我克制﹑抵抗﹑和解与和平共处” ﹐而“和平工作者需要制造和平的土壤---对于暴力的怀疑的共识﹐以及推广学习和实践非暴力抵抗与和解策略的生活方式。” 罗迪克的「母性和平政治」也受到另一些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例如母职的实践为何最适合于发展国际间的关怀伦理﹖母亲与孩子之间是否不存在权力关系﹖等等。

　　

　　上述的女性主义和平论述﹐仍然倾向把「和平」跟防止「战争」或改善国际关系扣连在一起﹐而未能触及日常生活的层面。1999年﹐「美国和平学院」 曾经召开一个有关妇女与和平的研讨会﹐与会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把和平定义为 “非战争” ﹐ 所忽略的是妇女在非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或者是冲突发生后的时期所面对的各种暴力﹐包括家居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暴力…也未能针对构成暴力冲突背后的不均权力关系问题。」(Donna Marshall 2000: “Women in War and Peace: Grassroots Peacebuilding”, US Institute of Peace) 她们认为﹐和平应该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文化与生活方式包含对平等﹑公义和权利的尊重﹐让所有人(特别是最容易受到暴力冲突所伤害的基层妇女)都能够享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会。马塔伊的工作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和平理念﹐而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计划所提名的千名妇女的实践经验﹐将更全面地和有力地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和基层妇女的经验出发﹐改写和平的概念与和平工作的性别内涵。

　　

　　虽然像马塔伊那样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推动和平工作的千千万万妇女﹐不需要诺贝尔奖来肯定她们的贡献﹐但诺贝尔奖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象征意义的奖项﹐的确可以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与讨论﹐有助新的方向的和平工作的推进。不过﹐「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以是否获奖来衡量这个计划的成败﹐而是着重推动提名与研究纪录工作过程所产生的讨论﹑关注与投入﹐以至日后中﹑港﹑台和平妇女的联系﹑互动﹑交流以至合作﹐以实际的行动推动和平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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