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父亲研究的学术成就及其超越
（家庭研究通讯2010第14期）W. 马斯哥里奥
P. R. 阿莫托
R. D. 戴
M. E. 拉姆
一、父亲研究的背景
父亲研究的学术兴趣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Lamb，2000），在此基础上，九十年代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广泛。父亲研究的发展，再加上以父亲为目标的社会政策，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来考察十年来父亲研究的成果，并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不同领域的争论反映了父亲研究的多元面貌，在回顾各学科的不同观点时，我们将主要关注父亲对婴幼儿和青少年子女的父职参与（有关父亲与成年子女关系的讨论，见Rossi & Rossi，1990；Snarey，1993）。鉴于九十年代各种专业会议和圆桌会议不仅突出了以父亲为目标的社会政策的意义，还提高了父亲研究的出镜率（Marsiglio，1998；美国父亲与家庭中心[NCOFF]，1997），因此本文还将回顾社会政策的发展及其对父亲研究议题设定的影响。
九十年代父亲研究取得的学术成就也与众多学术杂志开设父亲研究专版密不可分，这些杂志包括社会与家庭（1993）、家庭问题期刊(1993 & 1994；1999)、人口统计学(1998)、男性研究期刊(1998)、家庭史期刊(2000)和婚姻与家庭评论(2000)。大量的编纂卷册也为日益增多的父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同时，连续性研究成果、全国性组织支持的父亲研究、社会政策分析、社区项目以及有价值导向的父职信息的传播，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例如，美国父亲与家庭研究中心；父亲、家庭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美国父职研究中心；全国父亲行动；父职计划)。此外，一些重要的全国性调查的负责人近来也对急剧增长的父职研究作出回应，在最近或即将要进行的调查中增加了有关父职的问题。这些研究方案的新颖和重要之处在于，它们是向父亲本人询问其家庭角色。
这些值得注意的活动，发生在家庭生活及性别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男性收入下降、女性劳动力参与以及男性作为主要的儿童照顾者都在上升的背景下(Gerson，1993)。同时，激烈的公共讨论产生了大量有关父职的议题，包括离婚和单亲、“赖债爸爸”和“双性化”父亲(androgynous fathers)、福利改革、青少年怀孕和非婚生育、父亲的责任、“家庭”的定义以及父亲对孩子成长独特的贡献。这些讨论通常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由父亲缺席而产生的(Blankenhorn, 1995; Popenoe, 1996)。尽管学术界对上述概念的意义以及父亲缺席的程度及后果存在分歧，但这些讨论影响了公众、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人员对父亲与家庭的重视程度(Daniels, 1998; Griswold, 1993)。与此同时，一些男性社会运动和事件（如“信守诺言者”、华盛顿百万男性游行示威等）也提高了父亲对孩子生活重要性的公共意识(Marsiglio & Cohan, 2000; Messner, 1997; Stacey, 1998)。
二、父亲研究的视角
1、历史视角
我们对二十世纪后期父亲的理解是通过将之放入一个历史变化的社会结构中而丰富起来的(Griswold, 1993; Jaret, 1991; LaRossa, 1997; LaRossa, Gordon, Wilson, Bairan, & Mintz, 1998; Pleck & Pleck, 1997; Steams, 1991; see also Kimmel, 1996; Rotundo, 1993)。在美国，对从殖民时代以来关于父亲的富有洞察力的批评描绘了一个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父职图象。学者们指出，在每个历史时期，对父职概念的界定总是主要职责和其他重要职责同时存在。例如，尽管在殖民时代强调父亲的道德指引，二十世纪中期强调父亲的性别角色示范，但父亲维持家计的职责则是一直受重视的。近年的研究成果显示了父亲身份的历史多样性、文化形象中母职和父职的重要联系、寻找“传统”家庭和“传统”父亲原型的失败、不同时代男性家庭角色的多样性等(Cherlin, 1998; Lamb, 1998)。这些研究还表明，我们以往对父职的理解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有关父亲的研究一般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很少包括不同种族、民族、文化和经济状况的父亲。
2、概念和理论视角
近年来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研究进展是对父亲参与概念的完善和扩展。Lamb、Pleck、Charnov和Levine (1987)把父亲参与界定为投入/互动性、易接近/可得性和责任性三个方面，这一界定在九十年代继续影响着学者们的研究。Palkovitz (1997)在此基础上，把父亲参与明确划分为15种类型（如做家务、计划、提供、交流活动、教导、为孩子考虑等），Palkovitz还通过一个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父亲参与认知表现，拓展了Lamb等人关于责任性的概念(Walzer, 1998)。此外，他还描述和探讨了一些有用的连续统（例如，时间投入、参与程度、可观察性、突出程度、直接程度），指出研究者在考察不同父职参与类型的特征与结果时，这些连续统必须加以考虑。这些研究(Hawkins & Palkovitz, 1999)强调了父职参与的复杂性，也指出了展开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社会建构理论认为，在更大范围扩展父亲参与概念时，需要承认生命历程和男人及孩子居住形态的多元趋势(Marsiglio, Day & Lamb, 2000)。在相关的研究中，家庭中的距离规则（父母对个性和感情联系的容忍度）、亲职支持和适应性提供了考察男性作为父亲在不同类型家庭结构中发展、协商和维持他们的权利、权益及义务的机遇。
另外一些学者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考察父亲。父子关系质量（在父亲的热情和帮助等行为中反映出来的）提供了一个关于社会资本的显而易见的例子，而与孩子的母亲协作及分担亲职工作的父亲们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范例。父亲与社区其他个体或组织的交往对孩子发展也会作出贡献。举例来说，在孩子们积极参加的诸如学校、教堂、运动队和邻里组织之类的社区机构活动中，父亲的参与创造了社会资本。父亲与孩子的老师、教练、雇主、教士和邻居保持联络有助于孩子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整合，这将使孩子的照料者比较容易地共享孩子的信息、监管与教导孩子、用一致的方法对待孩子以及帮助孩子把一整套社会规范内化。最后，父亲可以通过使孩子与他们的社会网络发生联系而建立社会资本。一个在工厂工作的父亲可能会将孩子介绍给他的上级，使上级最终可能雇佣这个孩子。这位父亲也同样与孩子分享他的知识，以帮助孩子完成他的任务并与他的同事相处(Amato, 1998; Coleman, 1988, 1990; Furstenberg, 1998; Furstenberg & Hughes, 1995; Hagan, MacMillan, & Wheaton, 1996; Seltzer, 1998a)。另外一些研究是通过间接方式来考察父亲的社会资本，这些研究受共亲职理论、父亲与孩子同住或不同住时母亲的守门人角色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为父亲的行为、孩子的发展轨迹以及更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提供了的概念上的联系。
社会资本概念的运用丰富了对父亲参与的分析，也与家庭系统论或社会生态学观点相符合的。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涉及社会资本，Doherty、Kouneski和Erickson(1998)勾画了一种系统社会生态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将影响同住或不同住的“责任型父亲”环境中的个体、人际和社会因素的联系得以概念化。这个多方面关注父子关系（包括父亲身份的确立）的模型，强调父亲与母亲相比，“对环境影响是独特敏感的”(p.289)。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方法类似于运用于生育领域内父亲和男性参与概念化的多层脚本理论(the multilevel scripting perspective) (Marsiglio, 1995a, 1998)。
学者们对责任型父亲的兴趣以及对父职的界定是同近年来社会科学在社会分析中包含价值立场相一致的。尽管这些研究的视角多样，并且对父职的假设经常相互矛盾，它们还是通过以价值为基础 (value-based )的语言提高了父职的道德地位。
传承观点(the generativity perspective)是一种更具凝聚力的价值导向方法，这种观点是为了回应一个有缺陷的范式、一个角色缺失的观点而出现的。后者的术语被运用于刻画或质问一种将父职视为“男性普遍扮演不充分的社会角色”的方法(Hawkins & Dollahite, 1997, p. 3)。Snarey(1993)从Erikson(1982)那里借来了传承(generativity)这个术语，并将这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学标签运用于父亲参与。
传承性父职理论强调的是父亲对孩子需求做出反应的那些活动，而不是社会文化视角中的父亲角色义务 (Dollahite& Hawkins, 1998; Hawkins & Dollahite, 1997)。传承论者强调父亲的传承工作包括责任照顾、满足下一代需求的愿望、注重培育父亲参与和孩子需求之间的互动。基于此观点的新近成果越来越关注宗教信仰如何影响父亲的传承工作(Dollahite, 1998)。
发展主义理论关于父子关系和父亲影响模式在九十年代也发展成熟了。虽然这些学者以前或明或暗地怀疑父子关系重要性，但在发展心理学中，对父子关系的重要性已产生共识 (比较 Lamb, 1981, 和 Lamb, 1997的两篇论文)。同以往相比，发展主义者更加乐意承认：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父子关系放在一个互相依赖的家庭关系网背景中来看待，包括父亲通过同孩子交往的直接方式影响着孩子，也可以通过孩子和父亲分享社会生态学中重要他者的间接影响方式（反之亦然）(Parke & Buriel, 1998)。虽然一些学者在几十年前就描述了间接影响的模式（即经由第三方如母亲居中斡旋的影响模式），但直到九十年代才普遍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当然，当越来越多的离婚发生在发展主义者所研究的家庭模式之时，对家庭内部动力和多方位影响模型的关注则一度处于研究的中心位置(Lamb, 1999a)。近年来，发展主义者看到了与父亲分居、部分或全部童年生活在单亲家庭中的孩子数量急剧上升。他们因而又将父亲对其家庭角色与责任方式的认知放在文化与亚文化变迁中来考察，而这些变迁正如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一样，无可置疑地也影响着父亲的行为。这种多样性不仅培养了对其它文化和多种族群体(Gadsden, 1999)中的亲子（包括父子）关系的兴趣，而且还阻止了发展主义者提出忽略家庭结构变化和环境的建议。
尽管发展主义者有几十年父亲研究的经验，但一些学者使用符号互动理论和认同理论来探索男性作为父亲的主观经验，这在父亲研究中是属于比较新的(Armato & Marsiglio, 1998; Daly, 1995; Fox & Bruce, 1999; Futris & Pasley, 1997; Ihinger-Tallman, Pasley, & Buehler, 1995; Marsiglio, 1995b, 1998; Marsiglio & Cohan, 2000; Minton & Pasley, 1996)。虽然他们关注的理论和问题不同，但都致力于理解男性在不同环境中如何感知和建构父亲身份的。研究者对男性身份的建构特征和他们实际的父职活动更加敏感。而且，这些研究者认识到，理解父亲对孩子的承诺的本质、基础和结果是十分关键的。
受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启发，其他一些学者主张必须把父亲身份视作一个不断变化的本体状态，一个竞争性话语和期望发生作用的场所。这些话语和需求从来没有被完全和简洁地形成一个单一“认同”，在各种主体情境之间甚至在单一情境内游移不定(Lupton & Barclay, 1997, p. 16)。
这些学者通过许多方式向父亲研究的主流观点提出挑战。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让研究者认识到，父亲的含义和经历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稳定的身份中。虽然在评价认同理论的时候，他们因太急切而贬低了稳定、持续和有序的父亲经历模式，但是他们的辩论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中产生共鸣，使学者们更加注意父职的情感和主观方面(Garbarino, 1996)。同样地，在评估竞争性社会文化力量对父亲的影响时，他们对话语的分析非常及时地带来了一场潮流，使政府对父亲机构的资助剧增，公众也对父亲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虽然先前的辩论是简要而有选择的，但是这些争论显示了考察父职领域及其维度的理论视角的数量和宽度。这些多元观点将父亲视为一种在不同社会文化过程中所表达和在较大社会生态学背景中所嵌入的文化陈述，一种导致父子间发展性成长的互惠过程的反映，一种在男性、孩子、母亲和其他相关人间协商以作为部分互动的特性。这些文献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当需要在一个系统和生态背景中加强父职研究的时候，其在鼓励学者扩展父亲和父亲参与的洞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三、研究方法
学者们在描述父职方面更加广泛的尝试，是同变迁中的家庭结构相联系的。正如研究方法工作组提交联邦儿童与家庭统计机构论坛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者更加关注与父亲研究的数据质量相联系的方法问题(1998)。这份报告系统地评述了在这一领域涉及人口鉴别(population identification)、数据收集过程及研究设计过程的关键问题。作者们指出标准家户调查是最有问题的，因为那些过时的假设认为，来自每个家户个体的回答能够带来关于整个家庭的精确信息。事实上，标准家户调查无法提供不同住父亲的完整信息，它们低估了不同住父亲的数量，因为许多男性少报了没有同他们居住的孩子数，不能充分说明男性的性、生殖和结婚的历史。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在以后的研究设计中必须包括同住与不同住父亲。研究者可以通过增加家庭名册数量的发现策略和使用管理记录的方式，处理存在的低估和覆盖低的难题。为获得非婚父亲参与的可靠数据，这些努力将是关键的，因为与已婚的较富裕父亲相比，低收入未婚父亲与家户的联系更为松散。同时，在保证抽取更具代表性的父亲样本方面，包括在监狱、拘留所和军队里的那些父亲的专业抽样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非裔美籍父亲。
研究者也需要发展和评估调查方法，他们考虑将时间日志方法(time-diary methods)引入父亲与孩子的研究方法中，以便使这些方法收集的数据能更好代表包括父亲的角色认知在内的多元父亲经历(Juster & Stafford, 1985)。同样地，A-CASI（声音—计算机辅助的个案访谈）技术也应该在研究父亲敏感经历中被考虑到（例如，子女抚养费、体罚、父子亲密程度）。这种电脑基础上的技术加大了回答者隐私的保护，因为回答者是通过耳机来听问题并直接将他们的回答输入计算机的。这项技术在1995年成功地运用于全国青年男性调查，同时计划将在2001年全国家庭成长调查中尝试使用这项技术来访谈男性(Mosher在1998年7月8日做的个案访谈)。这些方法是在这些及其它涉及男性的调查基础上所探索出来的，是能够保证数据质量的，因为它获得了关于生育和亲职的完整有效的回答，而这些问题的回答较之女性显示出了更大的难度，因为部分男性为避免法律后果、监护需求和亲职事务而提供虚假信息。此外，男性对时间的感受较之女性是不同的，而问卷中关于生育和婚姻的问题排列顺序是典型地为女性回答者设计的，因而一些男性也无法提供准确的回答。
最后，父亲们的产前和产后经历，必须采用可观察的、民族志的深度定性访谈方法来研究(Marsiglio & Cohan, 2000)。这些方法可能对那些希望改进封闭型调查中所关联的独立内容和访谈过程的研究者来说，也是有用的。
1、全国性调查与父职测量方法
当研究者尝试测量父亲参与、预测父子关系的模式、评估父亲参与对孩子福利的影响时，包含有父子交往测量在内的全国性大型数据库一直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源。在研究中最经常引用的数据库，有全国青年纵向调查(NLSY)、密歇根收入动态研究小组(PSID)、全国家庭与户调查(NSFH)、全国青春期健康纵向调查(Add Health)（参见Federal Interagency Forum on Child and Family Statistics, 1998，在这些数据库中可寻找相关内容的具体描述）。
收集关于父亲参与信息的最新大型全国调查是青春期健康纵向调查(Add Health)，该调查收集了一些关于青春期少年与父亲关系重要维度的数据，包括在场与缺席、交流、共同活动、教育和冲突的调查。
虽然全国性有代表性的大型数据库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父亲家庭角色的良机，但是这些数据库也是有局限性的。虽然这些数据库专门指向家庭互动的变迁(例如, NSFH, Add Health和 PSID)，但极少提供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多元理论结构的相关数据。另外一个缺点是父亲特别是不同住父亲在家户调查中不具代表性。密歇根收入动态研究小组(PSID)是以努力获得不同住父亲参与作为首要目标的少数数据收集小组之一。最后，全国调查需要发展出更为有效的访谈方法，以便可以调查出父亲参与的敏感问题。
2、研究方法问题
当研究者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上使用同一来源（父亲、母亲、孩子、教师或访问者）的数据时，必将面临共享方法的分歧（Shared-method variance）。共享方法的分歧可能会增加变量间的相关性，这些相关将会导致对实际联系的高估。在对九十年代72项关于双亲家庭父亲参与和孩子表现研究的回顾中，有39项(54%)研究是以来自同一来源的数据为基础的，人们无法确认统计相关是有客观基础，还是仅仅存在于被访者的意识之中。因为这个原因，较之那些以单一信息来源为基础的研究，使用多信息提供者的研究更可取。然而，对有些问题而言，个体自我感知是最重要的，而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回答。例如，不论家庭其他成员（包括父亲自己）是如何看待孩子的父亲，孩子对父亲的感知可能直接影响他们的感觉和行为。
与此相关的是，研究表明，在描述家庭过程（诸如孩子与父亲接触、依恋和冲突的总量），不同被访者之间的回答有一定的相关。Tein, Roosa, 和Michaels (1994) 发现，在对父亲接纳、排斥和惩罚的评价上，父子一致性的相关系数在0.19-0.33之间。同样地，Paulson, Hill,和Holmbeck (1991)发现，不同被访者对亲子亲密程度评价的相关系数在0.33（父亲与青春期儿子之间）—0.58（在母亲与青春期女儿之间）之间。同时，其它研究显示，在孩子照顾方面所做的事务，已婚父亲的回答要多于他们妻子所承认的(Coltrane, 1996)，离婚父亲报告其在孩子抚养方面所付出的要多于他们前妻所报告的(Braver, Fitzpatrick, & Bay, 1991; Braver & O'Connell, 1998; see also Seltzer & Brandreth, 1995)。最后，尽管在一项涉及孩子行为问题的研究中显示，暴力家庭中母亲和未成年孩子之间的回答存在较小但显著相关，但父亲的回答并没有得出与母亲或者孩子的回答一样的显著相关(Steinberg et al., 1993, 1994)。另一研究发现，在家庭暴力的种类和等级中，较之母亲和青春期孩子，父亲和青春期子女的回答更有可能一致(Steinberg, Lamb, & Dawud-Noursi, 1998)。
不同被访者的回答存在一定相关表明，父亲参与的研究方法既有主观成分也有客观成分。研究者应该在现象间区别出有清晰客观基础的现象和完全主观的现象，举例而言，孩子与父亲是如何感知彼此的，多个被访者之间回答的相关性的不同意义取决于是否是研究行为或感受。在任意一个情况中，主观成分的存在是须面临的，而与行为理解相联系的主观成分，是同对这些行为的个体情感反应相联系的。因而在多个被访者间的非共享分歧中，经常反映出比研究方法误差更多的信息。
尽管通过对不同家庭成员的调查，可以增加对父亲和家庭生活的理解，但是这又产生了如何分析多源数据的问题。这项主题太复杂了以致无法在这里具体展开。不过，有一种分析多元数据的新方法（如分层线性模型），使研究者可以在被访者之间的一致与分歧中建模(Maquire, 1999)。Smith 和 Morgan (1994)的一项创新性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因此，要推进对父亲参与的研究，需要研究者从多个家庭成员中收取数据。
另外一个研究方法上的争论，是发展主义关于父亲的观察研究的可靠性。正如使用自填问卷的研究方法通过增加样本量来获得可靠性一样，观察（行为）数据树也是如此(Epstein, 1979, 1980)。Leyendecker和他的同事通过扩展独立样本的观察记录的方式来收集数据，这些独立样本包括中上层白领的美国人、移居美国的中美洲人、和中层的哥斯达黎加人，他们在使用这些数据的过程中发现，除非对每个家庭持续观察几个小时，否则无法获取个体行为和重要的互动模式的资料(Leyendecker, Lamb, & Sch61merich, 1997; Leyendecker, Lamb, Sch61merich, & Fricke, 1997)，同时随着观察时间的增加，研究方法将更加可靠。当然，获得可靠的研究方法所需要的实际时间总量，将随着所涉及特定编码系统的函数而改变，函数变化的范围在观察者所关注的给定函数内容和被观察者的年龄之间存在一定联系。Leyende等人的研究还表明，从一个观察中仅仅抽取10到30分钟的互动时间，是不可能提供关于个体的可靠信息。这些结果促使研究者去核查和报告他们所得观察数据的可靠性。此外，因为父亲们一般花费较短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对孩子的自然观察需要包括更长一段时间，来保证足够抽样而获得父子关系的可靠评估。
四、父亲：人口统计与文化多样性
尽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研究者们就对父亲身份的多样性感兴趣，但近年来，对父亲人口特征和父职文化转变的研究在增多。这些研究突出父亲的多样化经历，这些经历来自于居住安排的变化、分娩的早期责任、种族民族背景和作为同性恋父亲的经验。很多研究的研究对象包含离异父亲、不同住或缺席父亲、单亲父亲家庭、继父、少年父亲、暴力家庭中的父亲。还有一些研究者将非婚父亲、青少年父亲或两者皆而有之的父亲与社会经济和家庭生活后果联系起来 (Heath & McKenry, 1993; Nock, 1998)。
到了九十年代，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超越对户或家庭中父亲在场或缺席的简单分析，要注意与多元父亲相关的包括特定户、家庭与个体成员在内的复杂性、流动性和文化多元性。同样，研究者最近也强调在理解单亲父亲家庭变化时，要考虑同居伴侣在单亲父亲家庭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些研究者重视女性在不同住父亲、继父与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看门人角色，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尝试探究在父亲和孩子母亲的浪漫关系结束之后，不同住父亲对孩子生活参与程度降低的影响因素。
对父职文化多样性感兴趣的研究者，已开始关注种族、民族背景或同性恋父亲身份的差异。尽管九十年代进行的一些研究，促进了我们对种族的社会生态如何影响男性身为父亲的生活的理解，但是只有少数研究关注社会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并且还局限于非裔美国人(Allen & Doherty, 1996; Furstenberg, 1995; Gadsden, 1999; Hammer, 1997; McAdoo, 1993; Roy, 1999)。一些跨国比较研究为了解美国、日本和德国家庭的家庭认知和父亲参与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 (Ishii-Kuntz, 1992, 1995)，Hewlett(1991)考察了阿卡俾格米人的父亲与幼儿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其他研究通过考察同性恋父亲的独特经历，扩展了我们对文化与父职的理解(Crosbie-Burnett & Helmbrecht, 1993; Patterson &Chan, 1997)。
五、父亲参与和孩子成长
1、父亲的经济支持
父亲对孩子福利做出贡献的方式之一就是提供经济支持。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经济困难对孩子的危害，如在营养不良、健康问题、学习成绩差、辍学、情绪困扰和行为障碍方面存在很大的风险(Brooks-Gunn, Britto, & Brady, 1999; Duncan & Brooks-Gunn, 1997; Klerman, 1991; Mayer, 1997; McLoyd & Wilson, 1991)。与男性相比，妇女获得的收入较少，且更不容易找到全职工作，所以孩子的经济状况主要依靠他们的父亲。换句话来说，大多数贫穷孩子一方面因为他们的父亲收入较少，或者因为他们父亲是缺席的，只提供极少的经济支持或者没有提供。
让人奇怪的是，有关双亲家庭的研究很少分开评估父亲与母亲的收入对孩子的影响。不过，有两项研究显示，在控制母亲的收入后，父亲的收入与青少年子女的教育水平和心理健康呈正相关(Kaplan, Lancaster, & Anderson, 1998;Amato, 1998)。
关于不同住父亲，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总收入，而是转移到孩子的那部分收入。我们找到了在九十年代出版的12个研究成果，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章节，来检验父亲支付的抚养费与孩子表现的关联。在这12项研究中，有9项得出的结论是，不同住父亲支付的抚养费与孩子的福利包括学习成绩、在校行为问题、阅读与数学成绩以及上学年数存在正相关或显著相关。总的来说，这些相关并不因孩子性别和种族的差异而不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是一致的(例如, Simons, Whitbeck, Beaman, & Conger, 1994)，但是最近一个对这些文献的二次分析研究(meta-analysis），确认了不同住父亲支付的抚养费与孩子教育成就呈正相关，而与孩子外在问题负相关(Amato & Gilbreth, 1999)。
2、父子关系
双亲家庭中的父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量研究将孩子成长与父亲参与不同维度联系起来，诸如花费时间与孩子在一起、给予情感支持、每天给予的协助、监督孩子行为和非暴力惩罚。这些行为大多数能归入到权威型亲职类型。发展主义理论表明，权威型亲职是最能预测儿童较为理想的发展结果的亲职方式(Baumrind, 1968, 1991; Parke & Buriel, 1998)。儿童较为理想的发展结果包括学业成功（考试分数、成绩、上学年数）、较低水平的外在行为问题（举止问题、犯罪）或内在问题（沮丧、自尊、生活满足感）以及正向的社会行为（社会竞争力、声望、支持网络大小）。
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期刊论文和专著章节中，有72项是关于再婚家庭的父亲和孩子，其中，有55项研究的是儿童和青少年（0-19岁），17项研究的对象是成年子女（20岁及以上）。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权威型亲职与孩子的行为问题的平均零阶相关系数为-0.23，与孩子的外在行为问题的平均零阶相关系数为-.027。这些结果表明父职行为与子女表现的关联是较少而不是很大。这一结果不因孩子年龄、种族差异而不同。例如，在一项对美国非洲裔城市青少年的抽样调查中，Zimmerman, Salem和Maton (1995)发现，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量和从父亲那里获得的情感支持同较少抑郁、较高自尊、较高自我满足感和较少犯罪相关。此外，Amato和Rivera (1999)发现，在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拉丁美洲人中，父亲参与对孩子行为的积极影响是相似的。总之，这些研究成果与坚信父亲的积极参与对孩子有益的观点相一致。
然而，对这一结论有三个条件是必要的。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依赖于同一数据来源，共享方法的分歧可能夸大了观察到的相关，增加了第一类误差的风险。其次，许多研究人员在评估父子关系的影响时，没有控制母子关系质量。事实上，在许多研究中，母职和父职行为是高度相关的。例如，Clark-Lempers, Lempers, 和 Netusil (1990)的研究发现，在孩子的回答中，来自母亲与来自父亲的支持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2。Wright, Peterson和Barnes (1990)指出，在孩子的回答中，与母亲积极交往和与父亲积极交往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3。或许，这些高度相关反映出这样的事实：有影响的母亲趋向于鼓励父亲积极参与到孩子的活动中去，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在控制母子关系质量（这通常是重要的）之后，在一些研究中，父亲行为与孩子表现的零阶显著相关变得不显著了(例如, Barnett, Kibria, Bamch, & Pleck, 1991; Brody, Stoneman, Flor, McCrary, Hastings, & Conyers, 1994; Wright et al., 1990)。不过，另外一些研究显示，控制了母职行为后，父职行为与孩子表现之间的相关仍然显著。最后，要考虑时间次序的变化。绝大多数研究采用相关分析，但很少提供父职行为与孩子表现之间的因果关系。父亲对孩子影响很大的结论是在评估孩子状况之前得出的，为数不多的纵向研究数据支持了父亲影响孩子的假设(例如, Amato & Booth, 1997; Franz, McClelland, & Weinberger, 1991; Koestner, Franz, & Weinberger, 1990; Snarey, 1993)。举例而言，Amato和Booth (1997)发现，在1980年双亲对父亲参与的回答，同1992年成年子女关于社会整合的回答是相关的。Franz 等人(1991)指出，父亲的关怀能预测孩子在41岁时的福利状况（婚姻成功和支持性社会网络）。然而，关于这个主题，还需要更多的纵向研究，包括那些子女与父亲间的互惠关系模式的研究。
不同住父亲。离婚经常伴随着父亲与子女间联系的质量和数量的下降。未婚父亲较之离婚父亲，则更少可能与他们的孩子保持联系。不过，一些不同住父亲设法经常地探望孩子，并保持一种积极关系。如果父子关系对孩子而言是一种重要资源的话，那么与不同住父亲的密切联系应该可以预测孩子的积极表现(Lamb, 1999b; Thompson & Laible, 1999)。
在九十年代发表的38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孩子福利与不同住父亲关系的联系。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并没有给不同住父亲的探望有利于孩子的观点提供非常有力的支持。在包含有联系频率资料的24项研究中，只有10项（42%）研究发现，父子联系对预测孩子福利有显著性。另外的研究没有关注联系，而是关注孩子对父亲亲密度的感受，这其中只有3项研究发现其对预测孩子发展有显著相关。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父亲探望频率和孩子对父亲的感觉，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孩子的发展或适应能力。
还有9项研究关注了不同住父亲在权威型亲职中的表现。与对双亲家庭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有8项研究发现，父职行为与孩子福利显著相关。例如，Barber (1994)发现，经常从不同住父亲那里获得关于教育计划、就业目标和个人问题建议的青少年，较之其他青少年将更少可能出现消沉、沮丧的征兆。Simons等人 (1994)发现不同住父亲的亲职质量（体现在情感支持、提供决策建议、提供一致的惩罚和表扬孩子的进步）与青少年子女中的外部问题存在负相关。Amato和Gilbreth (1999)最近的一项多元分析，证明了不同住父亲的权威型亲职与孩子的积极表现存在相关的假设。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重要的不是不同住父亲花费在孩子身上时间的多少，而是他们如何与孩子互动。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双亲家庭。举例而言，Young, Miller, Norton和Hill(1995)发现，当已婚父亲属于权威型亲职（诸如提供鼓励、探讨难题）风格时，孩子往往有很高的生活满意度。但是，仅仅与父亲呆在一起（一起出去吃饭或看电影），与孩子的生活满意度并不相关。不幸的是，不同住父亲与孩子的联系往往是娱乐性而不是工具性的。与双亲家庭的父亲相比较，不同住父亲对孩子家庭作业提供较少的帮助，更少制定和执行规则，较少对孩子进行引导和监管 (Furstenberg & Cherlin, 1991)。如果不同住父亲很少有权威型亲职，仅仅联系或者一起分享快乐时光可能无法为孩子的积极成长做出贡献。经常接触也为父母亲吵架提供机会。由于冲突对孩子是有害的，父母之间的冲突可能取消甚至颠倒探视频率对孩子的任何益处。Amato和Rezac (1994)指出，不同住父亲在离婚后与孩子的联系，当父母间的冲突水平较低时，将降低儿子的行为问题；而当父母亲间的冲突水平较高时，将增加儿子的行为问题，Healy, Malley和Stewart (199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总之，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同住父亲对孩子生活的重要性取决于权威型亲职的程度，特别是在父母合作的情况中。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家庭中观察到的是非权威型父职和极低的父母合作。由于这个原因，不同住父亲很难对孩子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六、未来的研究方向
根据联邦儿童与家庭统计论坛(1998)的跨学科工作组提出的建议，我们选择了几个有可能引导下一个年代父亲研究的问题。我们再次强调先前所提到的四个方面：父亲角色的文化形象与话语、父职和父亲参与多元方式的概念与经验分析、父子关系与孩子福利和发展之间的联系、对父亲身份和父职的解释。
因为关于父职的文化已经变得更片段化和政治化，学者们在了解家庭、社会和法律过程中将遇到挑战。他们要更多地研究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如何看待父亲，哪种独特类型的文化（如社会阶层、种族、社区）和组织（如工作场所、信守诺言者运动、父亲权利群体）环境对界定和评估好父亲或责任性父亲的影响更大？男性对父职的理解和实际的父职行为在哪种方式和何种程度上受他们所处文化的影响？父亲参与的多元形式是如何受外部因素的促进或阻碍？
发展一个更加宽泛的父职概念，更充分承认父职参与的认知和间接维度（例如，通过母亲的情感支持），这将有助于研究者考察父亲影响孩子福利的方式和程度，特别是在童年和青春期。研究者也准备深入研究父职参与模式和结果如何受较大生态环境的影响。最新的研究考察了父亲的社会资本通过家庭和社区关系对孩子生活的益处。同样地，研究人员需要将关注点转移到父亲通过不同家庭过程（如距离控制、社会支持和监管）对孩子影响的方式。这些分析要求研究人员保证所收集的数据是来自多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在此，必须优先关注父职是如何共同建构的。研究人员必须更加认真地考察，孩子的行为、个性和感觉需要如何影响男性作为父亲的身份和行为，正如父职是如何影响男性的个人发展一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和政治性的主题，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引导着一些研究议题，那就是男性的性别化行为是否对孩子发展有独特贡献。最后，还需要探究父亲对孩子的道德、宗教和精神发展产生积极贡献的正式和非正式途径。
同时，在福利改革和预防犯罪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常规的、政策导向的研究，如父亲参与的特定方面（例如，经济支持、探望、变多元的父职风格）和孩子表现（例如，学校表现、心理健康、未成年人犯罪）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会流行。那些研究孩子支持/探望模式和孩子表现的研究人员将有新的机会，最新的调查（Add Health、NLSY、PSID）包括更多直接从父亲那里获得的信息，同时新的分析数据方法将使他们有可能更加令人信服地回答各种问题。来自大型全国性调查的数据是重要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包括父亲是如何参与孩子的生活中以及不同照顾类型和程度如何影响孩子福利。因此，我们强烈希望基金组织能继续意识到这些花费巨大的数据的价值。
近年来，男性的父亲经验日益多样化也将促使研究人员从结构、人际和个体层面上探讨男性对亲生孩子和继子女的亲职类型和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则会将这些问题与父亲身份确认、离婚、混合家庭（blended families）、孩子支持和探望等一系列特定社会政策倡议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人员可能会日渐增加对怀孕计划如何影响家庭组成和解散模式的关注，把怀孕和居住安排的变化、低收入家庭和条件较好家庭中的父亲参与联系起来。对父亲角色在多元环境和家庭生活转折期是如何界定、协商和表达的理解也会变得日益重要。正如在前面所提及的，这些分析类型的范围和效用将依赖于旨在帮助研究人员确认、登记和访问多样的和难以接触到的男性样本的创新方法，以及多个回答者的数据分析方法。
虽然研究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并将继续对社会政策产生压力，研究人员应该继续研究父亲参与对孩子健康、家庭稳定的影响。幸运的是，在九十年代，有数量众多的多学科研究人员对父亲研究感兴趣，由此可以预期，未来将呈现跨学科的范围更广泛的研究图景。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美国《婚姻与家庭杂志》2000年第4期，张友庭译、张亮校正/摘编） 好长啊。幸亏已经翻译过来了，否则我肯定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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